〔安齋三談69〕臺灣資本主義發展與挑戰（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制度是決定長期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台灣是否真正「解嚴」，經濟發展是否努力朝向尊重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或是要停留在、甚至於是倒退為所謂「牛群以山坡草地為生，而飼主則靠政府補貼過活」的經濟依賴政府發展景象。

回顧從17世紀工業革命初期開始，一直有人主張經濟上互相依賴的力量，應該會比民族主義份子的熱情還強烈，康德（Immerunl Kant）就是第一個這樣論述的哲學思想家。1860年代，美國的溫和派也相信這一點，但是當薩姆特堡（Fort Sumter）發出的第一聲槍響時，揭開南北戰爭的序幕，就破碎了他們的信念。

奧匈帝國的自由派一直到最後，也都相信帝國的經濟整合程度極為深入，不可能分成好幾個國家。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顯然更相信這一點。但過去兩百年來，每一次政治熱情和經濟理性相衝突時，政治熱情和民族國家總是獲得勝利。

全球化是美國化的委婉說法。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蘇聯解體，以及共產主義的式微，對於當前市場經濟能夠較為世人所接受，我們除了還原資本主義本質的真面目，對於資本主義思想的「善」與「惡」，和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結果的「利」與「弊」，更該有深一層的認識和體驗，當有助實現台灣追求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公民社會和多元文化的目標。

資本主義的未來最大威脅並非來自經濟因素，而是來自政治因素。主要是實施資本主義的結果，將會衝擊資本主義脆弱的道德基礎，然後促使國家轉向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承諾了物質上的福利，並且可以作為渴望世界正義者的道德支持。

資本主義能夠存活下來嗎？答案是否定的。然而，資本主義經過民主政治的調和鍛鍊，已經發展成為相當穩定的經濟體系。市場與政府脫鈎的過程花了六個世紀時間，現代自由企業制度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體系。

檢視17世紀以來，台灣長期經濟發展一直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步亦趨，雖然有不同形態政府介入的程度，導致台灣發展歷史的中挫。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陳水扁政府；2008年至2016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2016年至2024年，又由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執政。

2024年5月20日，民進黨賴清德贏得總統大選組成新政府的繼續執政，國家整體發展的重點是在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國家共同體的再造，政府與產業關係之間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能否如預期的發展成為，成為繼策略性夥伴關係之後，走向資本主義經濟自由開放的發展值得觀察。

正如本文結論指出，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市場與政府關係，在漫長相互糾纏的歷史洪流中可以被定位是「管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演變。或許我們可以樂觀看待，當國家經濟或國際市場只要得到有效管理，就會獲得積極而不是災難性的消極結果；世界市場只要存在任何長的時間，就少不了某種世界管理方式。畢竟我們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可能有著人面的臉，但是政府和政治介入過程，必須確保資本主義不是披著人皮的狼。

研究經濟制度變遷乃是理解經濟歷史演變的關鍵。當台灣經濟面臨人類歷史的發展，在制度變遷上將走向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多元文化及公民社會的道路，而自由的政經體制必須仰賴健康、活力的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才能夠維持下去，台灣經濟發展與體制的轉型亦應朝向此主流價值前進。

雖然市場與政府競爭的歷史是否終結尚未定論，但是創造一個制度環境引發可靠的信守承諾必須結合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和執行於複雜的制度架構，使交易能以低成本進行。

台灣在形成的移民社會中，為適應當代變遷的全球化與區域化，導致國家認同的問題在政治議題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尤其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更使得台灣經濟發展的在地化與國際化問題複雜化。

新自由主義或稱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關係論述，就是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各國追求的是一種「絕對利益」，即國家間透過持續的合作，有助於共同利益的達成。台灣在新冷戰的國際關係應該配合這種高度的互賴，會使國家間傾向建立規則、規範或組織來處理共同的問題，並促進彼此合作的機制，為台灣經濟創造極大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