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14〕臺灣治安史隘制的設置與發展（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隘制中期以經濟作物為主的治安與族群關係（1860-1895）。臺灣墾地的開發最初是由臺灣的西部，再從南部而北部。在時間上，到了18世紀末臺灣南北二路漢族移民開墾土地大致就緒，但當時東部部分地區仍是原住民族自主生活的樂土。

19世紀初期，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因為漳泉客三籍的大量移住，臺灣全島的土地開墾才告一段落。所以，發生在1860年（咸豐10年）以後漢人的抗清事件，主要有1862年（同治元年）戴潮春和林日成、1874年（同治13年）陳心婦仔和蔡顯老，以及1888年（光緒14年）施九緞等較具規模的抗爭事件。

《清季台灣洋務史料》記載，1876年（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閩浙總督文煜等奏請專派葉文瀾駐台督辦煤廠等件並察看硫磺、磺油、樟腦、茶葉各情形設法開採折〉指出：「墾田伐木利微而緩，開礦種茶利厚而速。利厚則民不招而自多，民多則土墾自廓。什伍之集遂成村堡，村堡之聚遂成都邑。生齒既繁，捍衛自固，餉糈永足，兵氣自強。」

開山墾荒是要繁衍生聚與厚生裕餉，捍衛自固並重的。因此，19世紀中葉，臺灣被迫開港對外貿易之後，主要的經濟作物除了稻米之外，糖、茶和樟腦等產業已經發展成為出口外銷的主要產品。

在這些經濟作物當中，要以樟腦業的獲利行為與隘制的治安和族群關係最為密切，樟木原為製造軍船的材料。1725年（雍正3年），政府設立「軍工料館」（軍工廠），由軍工匠採伐樟木以製作船料，由道臺協同監督。1863年（同治2年），政府第一次實施樟腦專賣，其專賣權由民間包辦，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銀兩。

1868年（同治7年），英商怡記洋行（Elles & Co.）因私運價值約1,000元的樟腦在梧棲被沒收，該洋行職員必麒麟（W.A. Pickering）在鹿港被人打傷，英軍登陸安平，清政府只好以6,000元賠償，並訂立廢除樟腦專賣的《樟腦條約》。

臺灣樟木品質優異，清治末期就已被大幅開發，夙傳「匠首之利在樟腦」。所以，許多的原有隘寮和統櫃已逐漸轉作為提供砍伐樟樹的腦寮之用，於是治安除了傳統例行工作之外，因而也增加了因通商、傳教而新起的涉外事務，清政府也只能以陸師來權充剿捕洋盜的任務。

1861年（咸豐11年）至1868年（同治7年），第一次樟腦專賣期間，政府並未曾善盡保障製腦業者的安全，只知由樟腦業者抽取稅收，因此提高樟腦的生產成本，降低樟腦對外輸出的競爭力。政府在第一次樟腦專賣廢除之後，直至1886年，劉銘傳擔任撫臺之時才再恢復樟腦專賣。

恢復的理由是彌補清法戰爭的巨大開支，籌措撫番經費，但至1890年（光緒16年）又廢止，原因是外商私運樟腦被沒收，屢向清政府抗議，清政府卻對臺灣樟腦業的經濟利益一無所知，竟以英國「地多蟲蟻」，需「以腦薰屍」而容許英國商人買取臺灣樟腦，如今英國私運樟腦出口，即予沒收，多為商人策動之結果，遂下令專賣即廢除。

溯自1874年（同治13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侵臺，促使清政府派沈葆楨來臺積極進行含有濃厚武裝殖民意味的開山撫番工作，不僅開路的工作由軍隊擔任，即日後的招墾亦是以武力為之保護的。

例如著眼於交通和軍事考量，派中路總兵吳光亮率軍隊開闢橫貫臺灣東、西部的「中路」，從林圯埔（竹山）、鳳凰山、東埔、八通關，越秀姑巒山，向東到山後花蓮璞石閣（玉里），全長約152公里，打通了前山和後山的隔閡，即所謂的「八通關古道」。

1879年（光緒5年）至1895年（光緒21年）的16年間，清政府先後討伐水沙連社、東勢角社、南澳社、老狗社、大嵙崁社、呂家望社、牡丹社、率芒社。雖然到了1890年（光緒16年）劉銘傳廢止《樟腦專賣法》，日治時期更是大舉開發樟腦，產量最高曾佔全球70%，與茶葉、蔗糖同列「臺灣三寶」，當時所有樟木管制，製作樟腦必須取得「腦丁證」，還可以替代兵役。

1892年（光緒18年），邵友濂將鐵路修至新竹，但是他是弱勢巡撫，無法統御軍隊，又任私人辦理硝磺、樟腦、金砂、鹽灘等事業。隔年，邵友濂調任，改由唐景崧接替，唐景崧委任胡傳（已故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之先生的父親）代理臺東州直隸知州（縣長），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屯，隘勇守護新舊墾戶，然當時普遍呈現所得不償所費，氣局亦散漫的現象。

隘制之外的治安，由於臺灣對外港口通商的結果，特別是在1884年（光緒10年），對抗法軍的侵犯之後。特別是，劉銘傳在積極推動臺灣近代化的階段，提出強調安定秩序、整理財政，充實國防的三大施政目標。推動安定秩序和整理財政是對內經濟安全的作為，充實國防則是偏重對外的防務工作。1895年（光緒21年），臺灣割讓給維新成功後的日本，相對地也凸顯了這階段臺灣傳統治安轉型近現代警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