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13〕臺灣治安史隘制的設置與發展（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臺灣隘制初期，以開墾土地為主的治安與族群關係（1768-1860）。土地開墾是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主要涉及土地所有權、租佃關係、開墾組織、族群衝突、人口流動等等諸多問題。

1683年（康熙22年），清政府開始統治臺灣，採取的是滿、漢族共治的皇權體制，對於臺灣有關的反抗清政府事件，主要係採取安撫和保護政策的雙管齊下。除非萬不得已，不輕易用兵進行武力的圍剿策略。

但仍發生重要的武力圍剿行動，主要出現康熙（1662-1721）、雍正（1722-1735），及光緒（1875-1908）的三位皇帝統治期間。其餘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道光（1821-1850）、咸豐（1851-1861）、同治（1862-1874）五朝的約130年間，殆無用兵之舉。究其原因，並非係因為漢人抗爭事件平息，或原住民族（生番）日漸順服，而係因清政府採取的消極政策所致。

發生在清治臺灣之初，到1768年（乾隆33年），累計漢人主要的抗清事件有：1696年（康熙35年）的吳球、1701年（康熙40年）的劉却、1721年（康熙61年）的朱一貴、1732年（雍正10年）的吳福生、1767年（乾隆32年）的黃教等比較具規模的抗爭事件。

1768年以後，至1860年的將近100年間，發生的抗清事件主要有：1786年（乾隆51年）的林爽文、1795年（乾隆60年）的陳周全、1800年（嘉慶5年）的蔡牽、1811年（嘉慶16年）的高夔、1824年（道光4年）的許尚和楊良斌、1826年（道光6年）的黃斗奶、1832年（道光12年）的張丙、1843年（道光23年）的郭光侯、1853年（咸豐3年）的李石、1854年（咸豐4年）的黃位等抗爭事件。

1821年至1861年的道光、咸豐治理期間，臺灣漢族自身內部為了水權墾地、地域觀念和信仰不同的械鬥時起，政府無暇顧及原住民族的治理，加上漢族侵佔原住民族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導致原住民族土地大量流失，被迫大規模遷徙。

但漢族與平埔族（熟番）之間的語言、風俗、祭儀等生活習慣的相互接觸，加上原、漢之間的通婚關係，相互接受彼此的文化差異而逐漸產生文化融合的趨勢。1860年代之後，政府的開山撫番對象，已開始轉向針對生番的高山原住民族，相對於開港通商之後的英法國家侵入，凸顯了當時隨著臺灣局勢的遽變，清治政府已無心也無力於發展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了。

清政府對原住民族的重要討伐，在實施隘制的1768年以前，所發生的治安事件，大部分起因於漢族與原住民族之間土地越界糾紛，主要有：1699年（康熙38年）水沙連社番、1723年（雍正元年）傀儡社番、1731年（雍正9年）大甲社番、1735年（雍正13年）眉加臘社番等討伐行動。而在1768至1860年之間未曾再有大規模討伐，一直要到1875年（光緒元年）之後，才再有對原住民族的討伐行動。

清治臺灣初期政府一方面要防堵大陸人民渡臺，一方面卻又不得不允許在臺流民墾荒的兩難。特別是當時實施開墾土地的「墾首制」，其大戶挾資本和勢力，得到官方的協助與保護，割據一方，形同小諸侯，政府也都責成墾戶負起維護社會治安的義務。

當時金廣福墾戶大隘的組成，時間早自1690年代（康熙中葉），閩人王世傑率族人開墾竹塹城，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的長達140多年的開山闢土，奠定漢族基業。其間經過1824年（道光4），竹塹南方埔地青草港之墾戶陳晃等人，奉憲諭招墾，設隘寮防守原住民族，並就地取糧，然所收五穀不敷丁食。

基本上，清政府將臺灣的原住民族分為熟番和生番來治理。熟番是以具備遵從教化、願服徭役，和繳丁口餉三項為條件，對於熟番子弟願意到鄉塾接受教育者免其丁口餉，政府並在熟番村社設立社學，設置土官和通事。

18世紀中葉，乾隆治理期間（1736-1795），不但對熟番實施減稅，豎立石碑劃定界地，不許漢族侵入，規定士兵不得侵擾勒索村社；凡依漢族風俗歸化的熟番，薙髮蓄辮，改用漢姓；設立南北兩路理番同知，並在兩路設大屯、小屯，以熟番為屯丁，發配荒土，即「養贍埔地」，給予熟番耕作。

1834年（道光14年），淡水同知李嗣鄴改消極防番為積極的擴疆，諭令姜秀鑾籌設新隘，官方資助其開辦經費，隘費可就地取糧，並立約組成總墾戶──「金廣福」墾殖公司。如此，墾地雖屬民間私業，但不僅帶有開疆責任，而且墾區內的治安，隘防汛防等原屬地方政府執行的事務，也一併委任墾首處理，隸屬淡水同知的監督。

自設隘以來，墾民、隘丁與原住民多有爭戰，淡水同知乃報請鎮道題奏，頒授「金廣福」鐵鑄戳記，賦予開疆的重責大任，得以指揮數百隘丁，兵權之大，始有過之於守備、都司、游擊，其拓墾猶如武裝拓殖。

「金廣福大隘」最後隘寮總計有19處，包括統櫃36座、隘丁121名。至於守隘防番收入的抽收銀元，主要向莊內既已開墾的田園，按甲數等級抽收隘丁口糧，但莊外部分因屬設隘的間接受益卻常常抗繳，致使政府不得不復為籌撥充公租，和發文印串給予自行催收，以資貼用。

道光以後，除淡水廳添設石碎崙（竹北一堡）官隘及民隘金廣福大隘以外，北路隘制已漸廢弛，屯番日弱，漢猾日多，各官隘悉化為民隘，或變成有名無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