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34〕《臺灣警政治安史論述稿》結論與目次

（全民專欄/陳天授）臺灣警政治安史結論：民主、警政與服務治安時代。我的臺灣警政治安史論述分為：第一時期前近代臺灣「傳統警察」治安史（-1895）、第二時期近代臺灣「以軍治警」治安史（1895-1945）、第三時期現代臺灣「以軍領警」治安史（1945-1987），與第四時期當代臺灣「以警管警」治安史（1987-迄今）等四個時期。

這略有別於我曾在（元華版）《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五）：臺灣治安史略》的分為：前現代傳統治安年代（-1895）、現代軍管治安年代（1895-1987），與後現代警管治安年代（1987-迄今）等三個時期。

我為什麼這次之所以將其分為四個時期，而與之前論述的分三個時期，其最大區別在於本次，我將原先「軍管治安年代」（1895-1987）的重新細分為：日本統治臺灣「以軍治警」治安（1895-1945），與國民政府「以軍領警」治安（1945-1987）的兩個時期。旨在我對上述這兩個的政府性質，和其治安上軍事介入程度的強弱做出了區別。畢竟日本殖民性政府的「以軍治警」，要比國民黨戒嚴政府的「以軍領警」，在對臺灣社會管制與讓人民感受來得嚴峻許多。

臺灣警政治安史的結構與變遷，聚焦於政府、警政與社會關係的論述，凸顯了從最初的扮演戰時軍人國家安全的「維護政權」，歷經秩序維持與打擊犯罪的「執行法律」，以及當前強調傳輸福利與追求效率的「公共服務」等三種角色的發展與配合政經體制轉型的歷程。

從政治與經濟整合理論的印證臺灣警政治安史結構與變遷，臺灣面臨一個全球化治安時代，ㄧ個功能性政府存在是比較符合法治、專業、創新與服務的民主警政發展途徑，不在受制於政治或意識形態的介入。

特別是當前臺灣面對國際強權與政經利益糾葛的挑戰，國際陸續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和恐怖主義的盛行，更印證美式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缺失。對於美國企業倫理價值的破滅，更突顯政治與經濟整合理論來彌補過度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無法使經濟成長雨露均霑的弊端。

20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指出，政策基礎不在於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而在於了解市場及政府的有所極限，建構一個屬於全球社會正義，以及政府與市場的均衡角色，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創造出社會榮景。

警政治安史發展亦應藉由現代社會高度互賴、互惠的整合性新思維，並將其促使全球國家間建立國際性法令、規則、規範或組織，來處理全球性共同治安的議題，以建構「全球治安一體」的合作機制，達成治安服務為人民，創造最高福祉的目標。

臺灣當隨著政治民主的深化，警察功能已經脫離了較受爭議的工具性「維護政權」，而轉型以「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的目標，亦即在「執行法律」之外，強調緊守行政中立的加強警察專業勤務，以促進民主警察服務功能的職責。

以下，我將連載《臺灣警政治安史論述稿》的全文目次整理：

自序：我的臺灣警政治安史論述與苦行

導論：政府、警察與社會關係發展

第一時期前近代臺灣「傳統警察」治安史（-1895）

一、原住民傳統治安階段（-1624）

二、荷西傳統治安階段（1624-1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