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15〕荷西統治台灣時期政經發展（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17世紀，當在西方歐洲國家的移民抵達美洲、澳洲的同時，總是會帶去有經濟價值的動物。諸如他們飼養牛和羊，以供應食物，以馬匹作運輸工具，以貓和狗為寵物。因為，這樣既合法又合情，他們也能掌控這些動物。所以，有關帶去的犁工具等的使用，實代表著趨向現代化農耕的過渡。

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福爾摩沙初期，當時的住民尚未進步到使用鐮刀的工具，而僅持有簡陋的鍬、小刀，作為割稻用途的工具。又當時福爾摩沙耕田用的牛隻，有水牛與黃牛兩種。水牛的特性是力大但行動較黃牛緩慢，水牛善於耕田，黃牛則有利於拉車行遠路。在荷蘭治理福爾摩沙之初，即由格拉維（Daniel Gravins）牧師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貸款，從印度引進黃牛，在新港、蕭壠等地開墾耕作。

荷治時期對福爾摩沙農業的經營，皆由荷蘭東印度公司主導與供應，主要學習爪哇依靠大明國人民，從事產品的生產、收購和集中的方式，大量獎勵大明國人民移住，其措施：包括補足開築陂塘堤渠所需費用，提供耕牛、農具與種籽，指導住民有關種植稻米和蔗糖的基本耕作方法，逐漸奠定後來臺灣初期農業發展的基礎。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土地經營策略，主要在其所有領地內，實施旱田和水田的稻米輪耕方式。旱田生產量較少，水田種植乃於耕地築隄圍繞，在其內部劃分為各個的部分，以防止其所引的水或貯藏的雨水被流出。凡耕種水田者，有世襲的所有權，在旱田方面，則採用野草經營的方式實施游牧化的農耕，全村落共同開墾，但個別去耕種，個別的各自收穫。

開墾的土地，經過3至4年間的種植時間可以有收成，但自此以後，即任其荒蕪。村落為開闢新的土地起見，即移轉其場地所。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便於統治招來的農民，特別施行「結首制」的組織體系，合數十個人為一結，選一人為首，名「小結首」；數十「小結首」選一人，名「大結首」。

「大結首」擁有領導與管理的權力與責任。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為與漢人或原住民接觸，必須透過通事，通事則透過商人、團體打獵的領袖、大地主、翻譯人員、得標者、媒介者等各業界領袖，期與荷蘭當局建立良好政商關係，以利從事各種行業。這種「大結首」、「小結首」與佃農組成的階層關係，深深影響日後臺灣土地制度的結構與變遷。

從地理條件決定了臺灣農作物種類和農作的方法，更注定了土地的使用和財富的分配，這種土地經營方式亦深深地影響著台灣政經發展的步調與風格。但當一個社會只存在著少數大地主，和大批貧困、依賴地主、甚至沒有自由的勞動力時，這種懶惰、自我沉溺和抵抗暴政的勞動力，是無法激勵工作的動機，人民更不想努力去改善生活。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鼓勵福爾摩沙住民的耕作生產，從1624年到了1647年的25年間，福爾摩沙開墾種植稻米的面積為4,056摩肯（Morgen）、蔗糖為1,469摩肯，總面積由3,000增至10,469摩肯。勞動人口結構，到了1648年，漢人成年男子的人數已增至20,000人，成為荷蘭的心頭之患，甚至嚴重威脅到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的政經權力與統治基礎，不得不斷地殷切盼望巴城派兵增援。 荷治初期福爾摩沙的食糧，主要是來自日本與東南亞，砂糖則來自大明國華南地區。在不斷採取鼓勵生產的方式之後，1656年福爾摩沙開墾種植稻米的土地面積已有6,516摩肯；種植蔗糖的面積為1,837摩肯。到了荷蘭統治福爾摩沙的末期，開墾土地更以臺南為中心，向北擴展至北港、麻豆、新港等地，南至阿公店，田地面積達8千4百甲之多。

臺灣糖業發展經過東寧王國時期（1662-1683），到了清治初期的1697年，年產糖量已達20萬至30萬擔（1擔等於100斤），乃至50萬至60萬擔，而當時臺灣土地開墾面積已達9千8百甲。臺灣糖業的基礎主要還是靠荷治時期逐漸地奠定下來。同時，隨著漢人人口的增多，儘管稻作也被大力推廣，不過此後近百年間，福爾摩沙時期稻米的生產還不是很充足，臺灣米有規模的出口，一直要到1720年代以後，建構起發展所謂的「米糖經濟」。

17世紀，荷蘭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當歐洲人進入印度洋時，他們發現亞洲之內，從東到西形成一個貿易網，從日本、大明國，經菲律賓、巴基斯坦、黎巴嫩、敘利亞、東非，有許多的運貨蓬車和港口。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組織與經營，其目的是在執行徹底的貿易獨占政策，以掠奪經濟利益及累積財富，是徹底重商主義的實踐者。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貿易行為，主要以促進地域產品的交換為對象，是將尚處農業社會的福爾摩沙農產品輸出，以增加關稅收入及貿易利潤，並將福爾摩沙經濟嵌入全球市場中。

歷百年來，貿易稅收一直是重商主義國家最重要的財源。重商主義國家選擇以貿易起家而拓展海外，並且為了控制亞洲、非洲和中東的貿易路線，彼此大動干戈。遠程貿易也是創造商業資本主義，及促成商業資產階級的一個主要工具。國際貿易戰線的變更與控制，攸關人類政經發展歷史的重要關鍵之一。因此，追求貿易上的利潤符合荷蘭統治福爾摩沙時期的首要目的，並且可以增強其對海上商業競爭對手的商品掠奪，以及確立作為支配者利益而建立的租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