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23〕南明東寧王國時期政經發展（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1662（永曆16）年，荷蘭人雖已放棄福爾摩沙，但仍以巴達維亞為總部，繼續在附近海域活動。東寧王國時期戰爭體制與經貿發展的並行推動，當時的寓兵於農政策，奠定了漢族後來在臺灣政經發展的「本土化」，或社會學上所稱的「土著化」基礎。東寧王國時期實施「軍屯建營」的營盤田，在臺灣南部擴展有很廣闊地區的分佈，諸如今日在：

高雄市附近的有前鎮、前鋒、後協、後勁、右冲、左營、崗山營、仁武等地；屏東縣附近的有大響營、德協等地；臺南市附近的有本協、果毅後、查畝營（或指柳營劉茂燕、劉球等家族，受鄭成功撫卹獲准的移墾聚落）、五軍營、新營、小新營、舊營、後營、中營、二鎮、中協、林鳳營、大營、下營、左鎮、後鎮等；嘉義縣的有雙援（今民雄）等地；雲林縣的有林內等地，都是營盤田的舊址。

營盤田的農業經營，目的在屯田的自給自足。在租稅制度方面，屯田的賦稅負擔與文武官田及官田佃主不同。佃主是直接從國王那裡得到官田土地的領主，他們有特權，可免納租。文武官田則除了租之外，還有稅，而且稅重於租，兩者合計，其率大體超過官田。

比較官田與文武官田的租率，幾為5比1，主要原因是官田園的耕作者，原非單純的佃農，又其農耕所需的農具與種子都來自配給，至於文武官田的開墾者，則其性質為自行投資開闢田園，兩者擔負的成本與風險顯然不同。

通常從佃主承租土地來的領地佃戶，其勞動所得的剩餘價值，全歸土地所有者；佃戶的負擔，包括勞役及農產物的納貢方式。另外，男子自16歲以上，需繳納額6錢的人頭稅，其他依工作別收入的課稅如房屋稅、鹽稅、船稅等等，是為東寧王國政府重要收入。這時期的國家總生產和社會的總勞動力，大部份依賴佃戶的付出。

然而，官田的所有者為東寧王國鄭氏，文武官田所有者的佃主，為鄭氏宗黨及文武百官，這些貴族與官僚的佃主，對於領地佃戶而言，相對地是處在支配者的地位。尤其東寧王國時期在海上市場利益銳減以後，不得不依賴這些租稅來支撐龐大的軍費開銷。同時，為確保臺海沿岸操業漁船的稅收，在港口碼頭上設置監視所，並且將漁業稅的徵收採包稅制度。

荷蘭時期不許土地私有，在東寧王國農業發展時期即使限於特權階級，但因其存在，卻促進農業資本的累積，對於生產力的提昇大有幫助。至於，受封政府為解決農業生產力的問題，在人力資源上，主要還是透過招納流亡，及嚴令將士的眷屬遷臺；另外，為增加稻米和甘蔗產量，則加強水利設施，採築堤儲水與截流引水的方式，這些工程分別由政府或地方有力人士，甚至指派由各營鎮的兵工協助修築。

東寧王國時期所栽培種植的農作物，主要以稻蔗為主。江日昇《臺灣外紀》載：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糕，插蔗煮糖，廣備興販。相較於荷治時期的種植甘蔗，東寧王國時期則從福建引進蔗種，極力鼓勵栽種甘蔗，採用製糖新法，使得蔗園種植面積大大增加。1682（康熙21）年，出口超過200萬斤，運往日本者達99.2萬餘斤。

同時，重視植種稻米，《諸羅縣誌》載：穀之屬，秔稻，秔與粳同，種類頗多。有占稻，俗名「占仔」。有赤白二色，白者皮薄易樁。六七月始種，十月始收；稻之極美者。亦即蓄積糧糗（乾糧），其種植期是在避開冬季的乾旱期，故其時值稻米是每年一季。耕種方式仍與原住民一樣採用轉地耕種的粗放方式。此外，力促子民作鹽，採取煎鹽法改良為曬鹽法，以增加產量。

1662年，東寧王國治理台灣初期，還曾遭遇清軍與荷蘭聯軍的攻擊，加上大清帝國在沿海地域厲行遷界與海禁，使得與大陸之間的生絲、陶器等貿易受阻，迫使東寧王國採取轉運策略，而將船轉往日本、琉球、呂宋、暹羅，並且與英國進行多角貿易。英國東印度公司更於1675（永曆29）至1680（永曆34）年間，曾在臺灣開設商館，並允許英船進入東寧，東寧王國將徵收進口税3%，出口稅則免。

對日本貿易方面，由於每年到長崎的商船增多，遂降低了臺灣與大陸的直接貿易。1662（永曆16）年，荷蘭人雖於放棄福爾摩沙，但仍以巴達維亞為總部，繼續在附近海域活動，所以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到1683（永曆37）年，大清帝國清康熙22年正式攻陷臺灣時，才告中止。

江日昇《臺灣外紀》記述：康熙五（1666）年，遣商船前往各港，使多購船廖，載到臺灣，興造洋艘鳥船，裝具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熗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邏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自此臺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