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22〕南明東寧王國時期政經發展（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中古世紀晚期的歐洲，既沒有世界帝國，也沒有世界經濟，只有基督教文明；歐洲大部分地區都是封建的，也就是說由相對自給自足的小經濟單位組成。這種政經結構發展的基礎，是因為占人口比率很少的貴族階級，相對於莊園內部生產大量農產品的所有權者。德國經濟社會學家桑巴特（Wanner Sombart, 1863-1941）指出，這是一種創造一個富人階級的經濟體制，其目的是在自足的經濟中，由別的勞動者生產物品去滿足他們的需要。

檢視臺灣早期的生活環境，對於有意定居下來耕種的漢人而言，並非適合移居的地方。因為，當時的海盜走私活動熱絡，又有原住民的對抗，評估開墾土地和發展密集農業，就得先冒負擔沉重成本的風險。在荷蘭人未統治福爾摩沙以前，臺灣不可能出現具有規模的行政和軍事行動，願意來提供保障臺灣成為適合發展產業的政經投資。

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由無償授田、免除稅負，和其他的獎勵策略，荷蘭人積極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大明帝國沿海居民渡海來福爾摩沙。所以，荷蘭政府負責收服原住民、壓制海盜、保障契約執行，並建立有效維護社會治安的制度，使福爾摩沙成為營生安全可以擔負風險的地區。漢人農民的開闢稻米和甘蔗田園，因而創造了一個漢人邊地移墾區，形成荷蘭人、漢人與原住民開發台灣的一段產業發展史。

1662（明永曆16、清康熙元）年，東寧王國在臺灣建立，東寧王國的對抗大清雖是尊王攘夷的漢人與滿人戰爭，卻也是為贏得海上經濟利益而戰，並導致其政權走上帝王專制的地方封建之路。東寧王國為因應大清帝國的〈禁海令〉及〈遷界令〉，為解決缺乏糧食安全的問題，而積極發展米糖農業。

東寧王國的初期，為解決人口增加所帶來的糧食問題，首先必須確保土地的有效利用，尤其最擔心軍糧供應的不穩定與持續性。所以，土地經營乃行軍人屯田開墾的武裝方式，延用荷蘭時代的王田和東印度公司所屬的公司田，改稱即符合政府規定條件，包括：如屬中土遺民（指當時漢人）的公有官田，耕田之人，皆為官佃；而鄭氏宗黨及文武諸官開拓的土地稱為文武官田，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為私田；鎮營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稱為營盤田，有特權的部分不用繳租，凸顯受封體制政經發展的特色。

東寧王國的農業經濟發展政策，除了承認先來漢人和已開化原住民對於土地既得權益，先確立了財產權的方式以安撫居民之外，乃實施「軍屯為本、佃屯為輔、寓兵於農、展拓貿易」的發展墾殖農業。這種「軍兵屯墾」的政經受封農業制度，平時則化兵為農，使能自食其力：戰時則化農為兵，期為征戰之用。

江日昇《臺灣外記》引鄭成功話：大凡治家治國，以食為先。苟家無食，雖親如父子夫婦，亦難以和其家；苟國無食，雖有忠君愛國之士，亦難以治其國。故以為農者七、為兵者三，寓農以散兵，非無故也。今臺灣乃開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暫爾散兵，非為安逸，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和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寓兵於農之意如此。

檢視鄭成功頒布屯田政策後，軍隊點狀集團性的開墾，主要農業發展範圍只從臺南到新竹附近。到了鄭經占領基隆附近以後，就將該地視為流放政敵和犯人的地區。因此，當時臺灣北部的開墾，多以違法犯紀的犯人的開墾為主，開發規模亦相當有限。

東寧王國時期除了藉由金廈為反清復明，與興兵驅荷的基地之外，對於臺灣土地的開發，東寧王國時期的土地開墾區域，只是一種點狀的分布，主要開墾範圍在西南沿海平原一帶，因為赤崁一帶荷治時期已經開墾完成。所以，新開墾的田園主要就集中在嘉義平原、鳳山北部平原一帶。

1683（康熙22）年，即東寧王國向大清投降後的一年，登記的耕地總數是17,898公頃，其中7,307公頃是水稻，10,591公頃是旱田，而部份農民由於怕繳稅遂有少報土地面積的情形。例如1684（康熙23）年，耕地有20,000公頃，那麼1650（永曆4）年，耕地面積大約增加3倍，其增加的百分數大約和人口數相同。

就當時全臺灣土地的總面積而言，其開墾範圍尚不足稱道，但已是相較於荷治時期的2.2倍。東寧王國加強對臺灣內部開發的進展，東寧王國在名義上雖歸屬於大明帝國，但漢人在臺灣的控制權確立，不但開始建立了戶籍，土地與學校等制度，並且規劃了城市與土地的配置，臺灣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於焉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