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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臉書FB!   分享到Google+!   分享到噗浪!   分享到推特twitter!   作者:陳天授 時間:2024-09-05 人氣:

〔臺灣政經發展史稿33〕大清統治時期政經發展(九)

(全民專欄/陳天授)綜合上述戰役,尤其1874(同治13)年,日本發動的牡丹社事件,和10年後的法軍來襲,除了更促使大清政府體認臺灣地位在東亞區域的重要性之外,影響列強與大清帝國經貿之間關係的政策,包括:

第一、開放通商港口,外國侵略者通過不平等條約迫使清政府陸續開放了遍布中國東南沿海、內地的幾十個通商口岸,其中包括臺灣的部分港口;

第二、廢除公行制度,外國人在通商口岸無論與何商貿易,均聽其便;

第三、给外商以內河航運權與內地通商權;

第四、對外商課以低關稅;

第五、鴉片貿易合法化。乃至於1885年10月(光緒11年9月),臺灣建省,閩臺分治。

大清政府外貿政策經過上述變化,標誌著大清帝國喪失了司法、關稅、外貿、沿海貿易、內地通商、內河航運等方面的主權,標誌著大清政府有關商業、外貿方面的經濟法律,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保護本國商業、外貿、經濟利益的職能,完全有利於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利益,從而顯示出半殖民地經濟法律的特點。

回溯荷西、東寧王國的清治臺灣之前,臺灣雖有與西洋各國有貿易往來。康熙乾隆年間,也開放安平、鹿港、八里坌各港從事與大陸的貿易。1855(咸豐5)年,大清臺灣政府為求外人協助緝捕海盜,已許可外商在打狗開設洋行通商。

1860(咸豐10)年至1863(同治2)年間,特別是臺灣於在《天津條約》及其附約的規定之下,正式對外開放了安平、淡水、打狗、基隆等通商港口,從此以英美資本為主的外資逐漸形成,英美資本可以避開臺灣同業公會的牽制而自由通商,導致與臺灣通商的泉州、漳州商行,原以依賴戎克船(junk)載送的船務和經營的商務,全為以汽船(schooner)經商的英美商人所取代。

臺灣的開口通商調整了臺灣北部茶葉與南部砂糖業的興起,至於樟腦與金礦因生產規模不如茶糖,又是政府專賣,民間企業想要發展的空間受到極大限制。但是開港通商又是讓臺灣貿易有再一次發展多國化的機會,致使從大清帝國時期的大陸文化型國家,調整為臺灣海洋性文化性格;而海洋性格更使臺灣住民恢復荷西時期的商人性格,但對臺灣原住民族而言卻在經濟與生活上帶來相對剝奪感不小的壓力。

臺灣在被強制開港通商之後,由於英美商業資本的進入,並透過買辦仲介的高利貸週轉方式,控制當時臺灣農民對農業投資。英美資本主義對臺灣市場和資金的掌握,就是以匯豐銀行為資本活動中樞,先對外國商館的洋行,予以金融,而洋行則利用買辦制度,對於生產者,特別是農民預付貸款,一手包辦生產物,這就是買辦一面用預先付款的方法來宰制生產者,而同時生產物的價格,則由洋行片面決定。

因此,巨大市場利潤向海外流出,島內的小規模生產,反而得不到資金的充裕供給,致使出口品由於生產不足而價格高昂,同時,進口品則因物美價廉而大量輸入,益使島內生產體系發生惡性循環,結果使臺灣農業發展受到最殘酷的打擊。

臺灣本地糖商藉由與洋商維持形式上的商業關係,並與其分享市場利益,本地糖商得以保有買辦的身份,這也是洋行在臺灣的砂糖貿易屹立不搖的原因之一。本地糖商儘管有辦法防堵洋商打進其勢力範圍,但其對金融借貸與市場控制手段的過度依賴,卻有礙臺灣經濟對近代科技與機器的引進,以及新市場的開拓。

傳統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質上就不重視商業的經營。在明清時代以前的政經發展環境,無論政府政策或民間社會就已出現很明顯的「重農抑商」現象。17世紀以前,臺灣原始農業經濟雖然已逐漸形成以村社,和氏族共同體為基礎的自足化社會。因為,當時許多日常生活必需品還是有些依賴從對岸的大陸進口,臺灣也逐漸依大陸所出現的政經社會情勢,而出口各種農產品,特別是稻米的供應。

臺灣仍因與對岸大陸經貿活動的來往頻繁,這是臺灣在漫長的土地開墾與產業發展過程中,透過與大清帝國的貿易往來措施,不斷擴大農產品市場,以及商人對周轉資金的需求。

加上,市場競爭激烈,為了維護同行利益,自會有類似幫派的「行會」出現,況且臺灣移民社會最重視同族關係的鄉誼,商人遠赴千里貿易有無,人地生疏,最需患難與共的相互扶持,同行相處既久,情感日深,自然形成一股力量,採取與當時傳統中國所盛行的「行會」模式,遂因實際需要而增強,而有「郊」或「行郊」、「商郊」的組織,以加強團結,保持信用,增加利益以及從事公益事業,特別形成這種同業性質的商業組織。

臺灣「行郊」也有點類似歐洲中古世紀的基爾特(guild) ,該字源於薩克遜語的動詞gildan, 是繳付的意思。這裡強調的是把同一種職業的成員聯合在一起。德國經濟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中世紀的基爾特往往控制著成員的一般道德標準,類似於禁欲主義新教教派的教規所實行的那種控制,但是基爾特與教派對於個人經濟行為的影響,顯然有著不可避免的差異,基爾特不可能產生現代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精神氣質,只有禁欲主義教派的條理化生活方式,才能使現代資本主義氣質的個人主義動力成為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