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42〕日本統治時期政經發展（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1921-1942年，比較各種工業年平均生產金額的成長比率，最高的是金屬類從1.7%成長到7.0%；其次機械設備類從2.1%成長到4.5%，第三紡織類是從1.7%的維持不變；食品類則是從74.6%降到61.0%。

工業與其他產業的比率，臺灣農業是從1915-1919年占55.0%降至1940-1942年41.0%；臺灣礦業是從1915-1919年占2.8%增加到1940-1942年4.5%；臺灣漁林業是從1915-1919年3.4%增加到1940-1942年6.6%；臺灣工業生產從1915-1919年的占38.8%，到1940-1942年已增加到占47.4%。

臺灣現代企業組織的形成，在經營資金的來源，除了依靠早期已經稍具基礎土地墾殖的土地資本、農事經營的農業資本，及郊商的商業資本所累積的本地資本外，日治以前，英美資本比較重視在臺灣沿岸從事貿易活動，對於改良生產結構與提高生產力，並未有具體作為和進展。這方面的成長，要到日治時期才有顯著的改變。

日治初期，英美資本對臺灣產業發展的政經支配與影響，台灣總督府想要取代這股影響力，唯有靠推動臺灣土地、林野調查，及確立貨幣金融制度等改革，才能逐步達成。由於日本內地技術及商業資本的大量進入臺灣，導致臺灣政經發展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附屬，一方面供給日本消費食料品，一方面為日本推銷工業品，促使臺灣企業經營者與台灣總督府、日本資本家的利益結合。

這種軍國體制政商結構的利益共同體，改變了臺灣自明清時期以來農業發展利益依存關係，其占臺灣整體對外貿易的比重，相對於日治時期開始出現顯著下降。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指出，對照臺灣的對外貿易輸出，在1902年以前，以對中國大陸貿易為主。然自1905年日本對臺灣統治基礎確立後，臺灣對日本市場的輸出急遽增加，臺灣的對日市場輸出有集中少數商品的傾向。如1910年的砂糖，及20年代中葉以後的稻米與鳳梨、香蕉、酒精等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1937年，當日本發動對中國大陸侵略戰爭的開始階段，臺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一時中斷，嗣後隨佔領區的擴大及當地物價高漲的影響，臺灣對日圓流通區域的市場輸出大為增加。另一方面，臺灣在總進口市場上呈現強烈的分散性。其中肥料與鐵製品類有取代香煙、酒、鴉片等商品市場的趨勢。若再加上紡織品，這三項商品占總輸入額近三分之一，顯示臺灣對日本市場的進口依存度日深。1937年以後，臺灣肥料已全部轉為依賴性進口的結構關係。

就日本軍國體制市場利益的角度衡量，促進臺灣政經發展可以增加日本母國投資利潤，累積日本內地資本。1895-1915年，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呈現萎縮趨勢；1916-1929年，又呈現增加的情況，這一改變主要是因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歐美列強放鬆對中國大陸市場的控制；加上，戰爭的需要，又回到了帶動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貿易的發展。

1930-1937年，又因中國大陸受到日本的侵略，發動抵制日貨運動，加以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消費減少，貿易再呈現萎縮趨勢；1938-1945年，兩岸貿易又有明顯成長，主要是因為日本佔領東北、華北，為滿足戰爭的需要，增加輸往該區的物資。

台灣總督府將原本以英美資本為主的臺灣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移轉為以日本資本為主的臺灣與日本經貿關係，達到總督府將臺灣產業「去中國化」的目的。例如在中日交戰期間，更導致臺灣原在東南亞的茶市場，因當地華僑抗日而縮減，同時也因「九一八事件」、「七七事件」，使滿洲國不再買中國茶葉而改買臺灣茶。

另外，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維持臺灣成為其軍國主義發展的附屬經濟區，以提昇米糖的生產量和輸出量，從中獲取利益。為促使臺灣政經發展的日本內地化，台灣總督府使用各種政經手段，除了極力防止臺灣金融產業的崛起之外，也透過藉由設立以臺灣銀行為中心的貨幣及金融制度，全力來保護、培育以日本母國資本為中心的企業。

鑒於臺灣與中國大陸貿易往來的熱絡及外國洋行對市場的滲透，必須建立完善貨幣與金融制度，並將臺灣錯綜複雜的幣制與日本軍國體制資本的金融體系相結合。由於台灣總督府本身參與投資和保證虧損，臺灣銀行遂成為殖民政府掌控的一部分。

1926年，由地主林獻堂發起創辦的大東信託公司，其股東完全是臺籍人士組成的臺灣金融企業，在經歷初創時期總督府無端的阻擾成立介入之後，該公司仍被視為支持民族運動的背後財力支援者，終究被迫停止營業。1944年，臺灣總督府依《信託法》實施，並因應戰時統制需要，開始籌畫將當時比較具規模的臺灣興業信託、大東信託與屏東信託合併，並在臺灣銀行等銀行再出資之後，改名「臺灣信託株式會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