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43〕日本統治時期政經發展（六）

（台灣TB新聞網/資深記者劉志成）台灣總督府只允許臺灣產業發展集中於三井物產、三菱商事、杉原產業及加藤商會等，與殖民政府關係密切的日本大資本家手中，對外貿易完全受日本軍國政經體制財閥控制。小島政二郎指出，日本不管出兵臺灣或西南戰爭的時候，都必須用船隻運送軍隊，政府委任三菱公司奠下其經營的基業。

台灣總督府及資本家雖然採取激烈手段，極力抑制與剷除臺灣本地企業勢力與外國洋行，但以臺灣人為主體投資的企業資本仍逐漸累積，間接增強了臺灣政經發展的自主性。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當時的企業基本上還是屬於家族式組織結構，較著名且比較有實力家族公司的企業，其所經營項目分別是經營米業、糖業的板橋林家，開採煤礦、金礦的基隆顏家，專營樟腦的霧峰林家，貿易起家的高雄陳家與鹿港的辜家等五大家族，當時臺灣企業發展仍只限於集中在少數家族手中。

分析這五大家族的企業經營模式，最重要的是維持與日本殖民和台灣總督府之間的良好政商關係。整體而言，臺灣企業的逐漸形成與壯大，導致五大家族企業都曾被日本強迫合併，或遭受日本支配的慘痛經驗，其企業組織結構可謂與日本軍國資本主義和民間資本相結合，而獲取政經利益的寄生性承包階級。

日治以來臺灣資本主義企業資本的形成，根據1938-1941年，辜顯榮、顏雲年、林獻堂、林本源、陳中和等，臺灣五大家族企業集團的資本結構和其發展變遷，以及針對日治時期日資、在臺日資與在地資本投資工業金額對照，凸顯這五大家族所投資的企業集團，深受台灣總督府與日系企業利益的制約。

直言之，臺灣這五大家族實際上都很難掌控企業經營的自主性，但藉由與日本政府權力及日系在臺企業的利益共生，形成新的政商特權階級，卻可以保存了舊有地主的勢力，也在臺灣農工轉型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政府更將其內地淘汰或老舊的民間工業機械運來台灣設廠生產，再將成品銷售到東南亞，並將東南亞的工業原料轉運來臺灣生產，形成「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分工型態。殖民化經濟的統制策略，透過「臺灣鐵工業統制會」，制定〈臺灣戰力增強企業整備要綱〉，以及成立「臺灣戰時物資團」，加緊對各項工業物資、人力、資金的統制，並集中在發展軍需工業上，乃至於殖民政府在臺灣發行的馬克、票劵、保險、郵政儲金等數十種債劵，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20世紀，資本主義的巨大企業與巨大銀行之間的關係，與19世紀有本質上的不同，其最主要結構的區別，凸顯在固定資本（設備資金）調度關係上形成新的產業與資本關係，而形成這種新資本的實體資本，一般稱為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產業結構的政經發展。

但日治臺灣時期軍國體制政經發展，雖然大多數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進行帝國主義的事業，但在英法資本帝國主義的強權歷史中，資本主義政府和殖民地人民之間不純粹是一種剝削關係；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對於殖民地的服務，帶給他們教育、行政體系、醫療和技術的基礎。客觀而論，尚有極少部分帝國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仍帶有它「殖民現代性」的深層意涵。

反之，西方壟斷資本與落後國的支配階級相結合，落後國家商人和資本家深受封建積習感染，講求奢侈浪費而不從事資本累積，扼殺本國資本家的企業，使一個富於活力和競爭力的私人經濟部門無法建立。本國資產階級無法茁壯，就不能成為推動企業發展與工業化的主導力量。

檢視邊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經之所以能夠發展，乃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功能變化。昔日帝國主義之所作所為，皆在阻止邊緣國或殖民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新帝國主義則透過邊緣經濟創造活力，並實現其控制。臺灣產業對日本技術的依附，削弱了臺灣政經發展的自主性。一旦主要經濟部門受制於進口技術，想發展與社會及經濟目標更密切的技術就十分困難。

就日治台灣時期的南進工業化技術合作而言，短期內或可增強台灣本地產業的競爭力及獲利力，但就長期來看，技術依附將削弱本地研究開發的能力和國家產業自主。同時，帝國主義主張拓展殖民地，從而剝削殖民地利益，大都是貪婪資本家及惡質官吏的所作所為。

因此，日治台灣時期台灣人所形塑的「臺灣意識」，其展現做為一種精神現象，凸顯台灣人反抗強權壓迫，尋找本土認同，不只要維護當時社會臺灣人尊嚴的強韌生命力，這也是日治時期臺灣政經發展，被日本軍國體制的殖民化、皇民化、南進化過程中，遭遇特有悲慘命運的一段血淚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