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經發展史稿49〕中華民國戰後台灣政經發展(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1960年代前後，台灣在政經發展勞力密集工業時，與台灣同時發展輕工業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推行進口替代策略一段時間，同樣會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壓力，政府明智地不是深化進口替代，而是改採出口擴張策略。

李國鼎指出，為擴展台灣對外貿易，政府進行〈外匯貿易改革方案〉，確立匯率訂為40：1的單一匯率，並繼續簡化退稅手續及放寬退稅條件，同時放寬外銷低利貸款項目；推動〈加速經濟發展方案〉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頒布〈獎勵投資條例〉，以減免租稅獎勵投資；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在港口都市附近興建標準廠房，提供電力、給水、通信等各種公共設施以及港口與倉儲設備，以簡化申請投資設廠、成品出口、原料進口、匯出入款等手續，來降低投資的管理成本，同時藉大幅稅捐減免，配合優秀而廉價勞動力，吸引僑外投資人來台投資。

所以，從1963年起是台灣有效推廣輸出的轉捩點，自此以後，台灣已逐步擺脫對美元的依賴。當時政府所推動的鼓勵出口政策，包括：第一、是對於直接生產者的鼓勵，由於直接生產者農民不諳國際市場情況，受到中間商的剝削，故想要加強推廣輸出，必須保障直接生產者利益，提高其增產興趣，並使其有財力作增產的投資，改進生產技術，以提高品質，政府實施「香蕉出口五五制」，便是對生產者的鼓勵；

第二、對國際市場有計畫的拓展，對洋蔥、柑橘採統一供應方式，鳳梨罐頭則實施聯購原料，香茅油辦理統一報價，洋菇及蘆荀罐頭更實施全面性之產製銷；

第三、對工業廠商的鼓勵，對棉紡、毛紡、鋼鐵及橡膠等生產廠商，採取各項鼓勵措施，諸如出口獎勵金、出口退稅及低利貸款等。

1961年至1972年間，台灣經濟結構的變化是工業成長率遠高於農業成長率，不但1963年是台灣經濟起飛期，經1967年後的階段台灣工業化程度才超越日治時代的水準，而且在1968年台灣已進入勞動剩餘的終結年。工業年成長率高達16.7%，而農業成長為4.7%；工業部門中，尤以製造業成長最速，年成長率高達18.5%，礦業為4.3%，公用事業為13.6%。

然而，邢慕寰指出，60年代初期以後持續呈現的高度出口繁榮，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國內產業結構真正有所改善，或其對外競爭能力真正有所增強，而是政府一直維持60年代初期所定的外匯匯率，使台幣價值一直相對偏低，從而形成實質的外銷補貼。在這種情況之下，加上國內市場高築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終於導致央行外匯存底的快速累積，和因為收購出口外匯所引起的貨幣供給的遽速增加。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政府在行政院之下設有「力行小組」，由各部會首長組成，其任務就是「對匪經濟作戰」，其起源於蔣介石認為台灣有必要透過香港對大陸進行經濟作戰。當時蔣介石認為，台灣有很多東西賣到香港去，可是並沒有標明出產於台灣，例如許多台灣稻米銷往香港時，都用大麻袋包裝，不如改以小袋子包裝，袋子上面著名台灣生產，可以達到國際宣傳效果。

此外，也可以在香港設立台灣商品陳列室，宣揚台灣經濟成果。為了執行蔣介石的指示，除了在行政院成立「力行小組」之外，還在台灣成立了「台港貿易公司」，又在香港成立「港台貿易公司」，也就是當年台灣在香港對大陸進行經濟戰的前哨。

台灣政經發展第三階段（1976-1988）：是軟式威權政經體制的推動重化工業政策，政府強調是發展策略性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1972年5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之前，國民黨的權力核心已開始逐漸轉移到蔣經國的手上，所謂「接班人」已隱約浮出檯面。

然而，蔣經國在面對台灣長期以來內部一直存在國家認同與族群意識的挑戰，「台灣獨立」的訴求，似乎與台灣民主運動形影相隨。蔣經國深刻了解到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本土化的迫切性與重要性。於是透過擴大延攬台籍精英參與黨中央、中央政府機構及國會的權力運作。

蔣經國組閣時，即大幅增加本省閣員的比率，由台籍人士擔任重要政治職務，如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長、交通部長，以及台灣省主席和台北市長都由台籍人士出任。並在接任行政院長的同年12月，舉辦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總統職務雖由副總統嚴家淦依憲法規定繼任，但國民黨總裁一職，則在當月28日所召開的國民黨中央臨時全體會議決議，保留黨章「總裁」一章，另推舉蔣經國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蔣經國乃正式成為國民黨的黨主席。

然而，面對的是1977年8月16日，台灣長老教會發表的〈人權宣言〉，敦促政府面對現實，並採取有效步驟，以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以及11月19日，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所發生的「中壢事件」，選舉結果更產生地方權力結構的劇變。

1978年3月，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六次會議選舉蔣經國、謝東閔為第六任總統、副總統；5月20日，正式就職；22日，蔣經國提名孫運璿並獲立法院高票同意，擔任行政院長，正式開啟了蔣經國主政台灣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