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37〕綜論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文藝政策（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政府實施戒嚴初期的階段，由於社會文藝工作者的不斷進入軍中服役，透過參加各項座談、舉行講演、主辦演出、展覽等方式的協助軍中文藝工作的推進，更是培育了許許多多的軍中文藝工作者，達成「以黨領軍」要求武藝與文藝結合，陶冶國軍官兵性情的目標。

回溯在1951年5月「文藝創作」創刊之前，自由中國有幾份極有份量的綜合性刊物，如：1950年2月創刊的《暢流》、1950年5月創刊的《自由青年》與《中國一周》、1951年2月創刊的《中國文藝》等刊物都經常、甚至每期都固定有一、二篇文藝評論。之後，台灣各文藝刊物和報紙副刊，都陸續刊出文藝批評與文藝理論，以及相關專著的出版。如葛賢寧《現代小說》、虞君質《天才與人力》、趙友培《文藝書簡》，以及王集叢《三民主義文學論》等等。

《中華民國文藝史》（照片如附）概述：

在1951年到1956年間，也是自由中國新文學教育最普通、最蓬勃的年代。首先是李辰冬和趙友培等人，在張道藩的資助下，於1951年3月12日，在「中國文藝協會」創辦了小說研究組，給一批愛好文藝的青年們，灌輸了豐富的創作方法。後來，李辰冬又創辦了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以文藝理論與習作同時並重，數年來受益的青年不知其數。而李辰冬同時為其中華文藝函授學校學生撰寫「文學與生活」一書。這部講義和覃子豪寫的「詩的解剖」，都非常受讀者的歡迎。

1953年5月1日，《文藝創作》出版了戰鬥文藝論評專號，其中包括：張道藩〈論文藝作戰與反攻〉、齊如山〈論平劇的特質及其戰鬥力〉、虞君質〈論文學與戰鬥、梁宗之〈論小說的戰鬥性〉、王聿均〈論詩歌的戰鬥性、施翠峯〈論繪畫的戰鬥性〉、李中和〈論音樂的戰鬥性〉等等。張道藩開宗明義地說：

戰鬥的時代，帶給文藝以戰鬥的任務。自有人類史以來，從未有如今日反共戰鬥的繁重與艱鉅者；自有文藝史以來，亦從未有如今日的時代所帶給文藝的戰鬥任務之繁重與艱鉅者。……過去各個不同戰鬥時代，因為各民族及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要求之殊異，而帶給文藝以各種不同的戰鬥任務。……今日為民族自衛的反共的戰鬥的文藝，敵人並不完全在國境之外；國境之內有著更多的敵人──中共匪徒；敵人不僅是軍事上的武力，而且在廣大國民的思想與意識裡，也佔有了據點。我們要喚醒國民，集中力量，驅除了所有的外部和內部的敵人，是非常艱鉅的。（引自《中華民國文藝史》）

戰鬥文藝成為自由中國的一大文學主流，有關戰鬥文藝的理論和創作，蔚成一大風尚。各報副刊和文藝刊物，都競相發表此類文稿，使自由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真正地成為戰鬥的巨流；也無形中促使了我國文藝邁向了積極的戰鬥性，並且發揮了高度的戰鬥意義。這不但影響了當時的社會風氣，也同時影響到全民的團結意志，和堅定的反共決心。

1954年9月間，中央文物供應社首次推出了司徒衞的《書評集》。……在這個集子的前面有一篇代序〈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建立問題〉指出，我們要求自由中國純正的文藝工作者和有志於研習文藝理論及批評者的互助合作。作家不一定能發揮理論或擅長批評，可是，創作的甘苦與心得，卻正式建立理論與批評的最寶貴的資料和養分。……出色的創作、正確的理論與批評，尤其是在現階段，是在這樣交互影響，相互激勵之中才有可能產生的。我們希望從時代與現實生活中，有優美的創作出現；而在優秀的作品中，正確的理論與批評又於焉逐漸形成而臻完善。（引自《中華民國文藝史》）

1954年8月9日，文教界針對社會文藝作品中還普遍出現「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作了一次嚴厲的撻伐，並且特別發表了一篇〈自由中國各界為推行文化清潔運動厲行除三害宣言〉。1955年春，蔣總統以「戰鬥文藝」之號召，昭示全國軍民，以成為我國文藝界最有力的主流。1959年8月，政府特別修訂了「著作權法施行細則」，以確實貫徹戰鬥文藝的精神與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