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43〕臺灣明鄭東寧王國農業資本主義初期發展（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東寧王國農業資本主義初期發展，其宗主式農業發展政策除了採取寓兵於農的雙軌政策之外，主要還積極建立商品轉運中心。東寧王國時期遭遇清軍與荷蘭聯軍的攻擊，加上大清帝國在沿海地域厲行遷界與海禁，使得與大陸之間的生絲、陶器等貿易受阻，東寧王國遂採轉運策略，而將船轉往日本、琉球、呂宋、暹羅，並且與英國進行多角貿易。

1675至1680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更曾在臺灣開設商館，並允許英船進入東寧的開徵進口税3%，出口稅則免。對日本的貿易，由於每年到長崎的商船增多，遂降低了臺灣與大陸的直接貿易。1662年，荷蘭人雖於放棄臺灣，但仍以巴達維亞為總部，繼續在附近海域活動，所以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到1683年，大清帝國清康熙22年正式攻陷臺灣時，才告中止。

這一結果是完全出於實行海禁的清廷意料之外。從1647年至1661年，大清戎克船和長崎貿易的平均數減少到48艘，這是受到反清活動仍在華南一帶，以及東寧王國控制了福建沿海並掌握海上市場的影響；1662年至1672年，東寧王國自廈門撤軍並以臺灣為基地；1673年至1684年，東寧王國藉三藩作亂反攻大陸未成，竟致投降；由戎客船數不斷的減少，明顯看出大清嚴禁海上貿易，以及大陸沿海全面遷界的政策效應。

這時期，來自臺灣和東南亞口岸的戎客船平均數占總數很大的比率，東寧王國時期臺灣在東亞市場中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轉運站角色，17世紀的臺灣市場宛如亞太營運中心。

當時臺灣商品與大陸市場貿易來往，除了臺灣出產的糖、皮貨，以及從大陸進口的生絲、單（雙）錦緞、縫衣絹絨、絲綢、絲絨、府綢、棉布、日常生活用品等之外，也從其他國家進口白色上等棉布、印花布、床毯、棉絲、棉紗燈心、胡椒、白檀、藤、香料、肉桂、象牙、琥珀、白銀、黃金、鉛、銅等產品。

東寧王國商品貿易所往來的國際市場活動中，除了與大陸貿易之外，首先貿易國家的主要對象是日本，東寧王國商船五、六艘，每年在一月開往馬尼拉，在四月或五月開回，大抵在六月或七月中，往往固定有12、13艘，或更多的船隻開往日本，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回來。來往市場地點除日本，馬尼拉外，分別遠至呂宋、波斯、蘇祿、文來、暹羅、柬埔寨、麻六甲、琉球、交趾、廣南、柔佛等處。

另外，東寧王國商品貿易也從日本市場進口貨物，主要有白銀、黃金、銅，及軍用品，而從東南亞等地運回的主要是香料、蘇木等商品，這些貨物和臺灣、大陸的貨物再轉運各地市場出售。

至於與英國貿易往來，根據1670年雙方於簽訂的〈鄭英通商協約〉，東寧王國還與英商進行大量的武器交易，在與英國市場通商協議中，不但詳細規定了每艘英商船供應武器的數量，還要求英商公司須經常派砲手和鐵匠為東寧王國服務；而且同意來自大明帝國及各國的貨物可以匯集臺灣市場；英國商館認為，只要能透過與臺灣通商，即達到直接與大明帝國、日本及馬尼拉等地市場通商的目的。

檢視1673年至1684年止的10多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即在臺灣代替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位，他們在臺灣的商館，也就是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舊址，他們在臺灣的商務，也與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東起南洋，遠達印度、波斯。

東寧王國農業資本主義社會土著化，臺灣漢人社會的真正確立，應在鄭成功逐退荷蘭之後。明鄭以後臺灣的漢人移民，已由昔日分散的部落社會，進入定居且足以發揮文化特色的民間社會。

東寧王國治理臺灣時期的「土著化」社會，是先認定初期的漢人移民心態是中國大陸本土的延伸和連續，到了後期才與中國大陸本土社會逐漸疏離，而變成以臺灣本地為認同的對象。漢人在臺灣的開發，終於由點的擴散成為面的分布，由部落游牧狩獵社會確立為民間農業社會。到了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期，不但漢人社會得以迅速成長，並隨著漢人和平埔族人的通婚，以及平埔族的漢化，實已形塑漢人「定著化」社會的在地化了。

東西方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比較，不僅限於西方希臘民主與東方傳統中國專制政體的比較，更在於個人私有與一切歸於統治者財產權關係的社會差異。東方的統治者被視為天之子，在萬人之上，當然可取所欲取，為所欲為。王公貴族只准自己擁有武器，不准百姓興武。這種家天下的資本主義觀念宰制產業的發展。

臺灣作為移墾的社會，普遍存在有前人不學，窮人不能學，以至於學校不振，文風日衰的負面評價。東寧王國治臺的時間雖然不長，但設立吏、戶、禮、兵、刑、工等行政組織，1666年興建完成孔廟，採取中央設學院各地方設立學校的學制，舉辦科舉考試，實施教化，建立了臺灣的教育制度。

鄭成功雖身陷父親鄭芝龍亦盜、亦商、亦官角色的與國際資本主義市場利益，以及國家民族大義之間糾葛，但是鄭成功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響，一心想要維繫大明的政權正統，重振已經瀕臨淪亡的帝國；並在複雜的現實社會中，彰顯其出身、家世、政經作為上的儒家文化典範。或許鄭成功一生追求的只是他個人的信仰，不是人民利益，結果害了臺灣純作為實現自己意識形態的工具。

東寧王國時期為了加強軍備與儲藏戰爭物質，採取寓兵於農的屯田制，鼓勵開墾土地與增加農業生產，這是東寧王國時期在農業政策和商品轉運的商品活動；然而，東寧王國就為因應戰爭需求而從社會民間的大量徵兵、徵稅，以備不時之需的軍事和財政作為，也充分暴露了東寧王國對臺灣社會的汲取資源。

尤其東寧王國時期大批官兵移駐臺灣，雖然為期不長，但是加速大量大陸漢人的移民來臺，實施武裝式屯田政策，採取官兵在當地紮營，並開墾土地，為發展農業土著化的具體成效。而且，東寧王國在臺推廣教育、立孔廟，實施各項有助於直接漢化的紮根工作，彰顯在臺灣發展的本土化史實。

東寧王國時期善用透過船舶、船員、交易、語言或血緣，與周邊陸上的大清國、日本等都保持了策略性關係，其所實施的各項措施都有助於土著化或漢化的意識型態定位。東寧王國時期反清復明的意識型態定位，與蔣介石以復興中華為其歷史使命，以及當今全球化社會，臺灣正重新追尋其相對於週邊的文化主體性，是一個有意義但仍然存在爭議性的主題。

東寧王國時期的中央政府就是建置在臺灣，這是與戰前其他不同歷史時期政府型態的最大不同；東寧王國時期在臺灣社會的權力支配與經濟合理化過程中，不但其權力機制的行使和感受的距離最為接近，其層級關係也最為直接掌控。因此，當時漢人社會的土著化成果也最具規模。

在東寧王國敗亡之後，整個大清帝國又恢復鎖國政策，以致臺灣和大陸都措施了在工業革命之後和西方同步發展的契機，也佐證了臺灣在荷西時期重商主義，和到了東寧王國時期重農主義，在市場轉向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導致經濟停滯現象。然而，東寧王國時期已經不是一個傳統落後的農業初期社會，而是一個逐漸呈現農商業的社會，其獨特的消費型態、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有助於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期農業中期所出現郊商資本主義的發展。

總合而論，東寧王國受封政府型態與臺灣社會的關係，相較於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對臺灣的影響，在政府體現國家整體目標上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曾經是為能重返中國大陸而努力，也都充滿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色彩。

然而，東寧王國政權的失敗，不僅讓追隨鄭家到臺灣尋求出路的臺灣先民遭受嚴重的傷害，也給二百年後的兩岸人民帶來幾度分合苦難的命運。特別是，當今臺灣社會始終存在「土著化」（本土化）的「內地化」與「定著化」的（在地化）的紛擾，以及所謂「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乃至於「日本意識」與「臺灣意識」的意識形態爭論。

東寧王國與大清帝國的幾輪的和與戰，這是17世紀近似的所謂「兩國論」，最後卻彼此雙方的缺乏互信而破局的教訓，很值得大家的借鏡與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