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52〕清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九）

（全民專欄/陳天授）大清帝國統治臺灣農業資本主義貿易的初期，主要受制於國際航線與市場的影響。當時北方航線貿易是從寧波與南京前往日本；南方航線貿易則是自廈門與廣州的港口前往東南亞，導致臺灣在東亞市場航線的定位，被迫回到荷蘭統治以前的處境。

1895年以前的19世紀下半葉，臺灣受益於郊商興起的分享了世界經濟景氣復甦，國際貿易的熱絡為臺灣創造財富的商機，讓臺灣經濟發展有實力可以向中國大陸買了更多的商品，促使郊商扮演兩岸貿易的重要性更為擴大與增強。

臺灣郊商並不完全依附於英國資本之下，反而是非常倚重中國大陸山西票號與錢莊資本，彰顯臺灣郊商不但發展對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資本市場，以及本土原有的資本市場的雙重依附關係。臺灣經濟發展所帶來增加就業機會與所得；同時，經濟活動和發展迅速的沿海商業城市，人們的社會地位也因而要比在內陸城市來得更為容易。

19世紀和20世紀初，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對國際政經體系的宰制，不但密不可分，更是一體的兩面。英國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在國內從事改革，形成企業組織的卡特爾（cartel）；另一方面是對國外發動殖民地擴張，例如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侵佔臺灣、強力取得蘇伊士運河的主權、維多利亞稱印度皇后、進入中東，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種帝國主義的行徑完全暴露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

對臺灣資本主義市場企業經營的角度而言，英美資本的不斷進入臺灣市場，尤其在1860年，臺灣被迫開港，及正式對西方開放貿易之後，西方文化也深深影響臺灣企業的組織與經營型態，形塑臺灣家族企業雛型的出現。

1878年以前，臺灣的出口值與進口值仍然互有高低，但1878年以後，臺灣市場的出口值一直多於進口的貿易順差。然而，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的真正能夠發展起來，除了國際體系與市場利益的環境因素之外，主要還是靠臺灣住民披荊斬棘、化地成田，以及從清墾到募股、籌資、備器、招佃、拓墾、鑿渠，其精神、能力與業績，已不只是純粹傳統的農民與士族，而是具備有如韋伯所謂「資本主義精神」的現代工商業經營者，與企業家必備的智慧、能力與氣質，繼續為臺灣農業資本主義發展開闢出一條坦途。

韋伯（Max Weber）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不只是精神，而且也是現代文化構成性組成成分之一的「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的生活經營」，同時也必須是職業人乃是我們文化時代中的每一個人的命運，必須正視此一命運的嚴峻面貌，才能做我們自己命運的主人。」

換言之，真正能讓國家脫離貧困的還是工作、節儉、誠實、耐心和不曲不饒的韌性，對生活於飢餓和痛苦中的人，說這樣的大道理似乎顯得自私、冷漠，但到頭來，沒有一種力量大於自己本身的力量。

當代美國管理學家，有「管理學之父」雅稱的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指出：「創業精神對企業發展的效用，有時並非完全經濟事件，其原因可能存在於價值、認知以及態度，也可能是因為人口統計資料、機構和教育的改變。」例如1870年代創立於德國與美國的創業型銀行，即是重要機構的帶動整體企業經營的模式與效率。

資本主義對臺灣的企業經營者而言，雖然企業經營者在產業上沒有能力發明任何新的技術，但是靠著顧客所重視的「價值」，應用管理觀念與技巧，使產品標準化，或設計製程與操作工具，以及基於分析工作流程的結果而設定標準，並依據標準訓練人員，不但大幅提高了資源的產出，而且開創了一個新市場和新顧客層。

19世紀，英國與德國企業界在以工業為基礎重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時，其所提出的挑戰和機遇所做出的反應是，英國企業界強調「金錢理性」，而德國企業界則重視「技術理性」。英國企業界往往把技術，當作追求資本的最大金錢利潤的一種手段，而德國企業界往往是把手段當作目的。

大清帝國統治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的經濟發展，檢視大陸與臺灣的市場交易，經由臺灣郊商的不斷發揮功能，促使大陸市場成為臺灣唯一的貿易對象。1860年，臺灣被迫對外開港通商，英美公司與臺灣的市場來往頻繁，這是臺灣對外貿易在繼荷治臺灣以後的再度與國際市場接軌，也因為如此，由臺灣資本加上大陸資本所擁有的華商資本結構，儘管是在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英美資本壓榨下還得賴以生存與發展。

換言之，清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之後的發展，受到國際列強要求開港通商，以及配合大清帝國推動自強運動的影響，大清帝國對臺灣的統治也由消極轉為積極治理。特別是凸顯大清帝國國家資本主義實施的官督商辦企業政策，與推動產業轉型的工業化運動。

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運動是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落後的傳統社會中興起的，綜合國力長期的越來越弱，造成啟動產業轉型初始階段的取得資金十分困難，制約了產業推動工業化的瓶頸，迫使大清帝國在推動自強新政的近代工業化策略中提出「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或「商辦」等企業的不同經營模式。

傳統中國經濟發展畢竟是個以官資本為主的國家，大清帝國在西風東漸之初的接觸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官股本是辦不成的，純依賴民間商人的資本力量還是太小，但光靠官辦也辦不成，因為官場有太多的干預和成本支出。人是為了他的企業而存在，而不是企業為了人而存在。所以，普遍主張在「官」的領導下，官方也入股，加以監督，以「商」為主體去具體運作的經營模式。

大清帝國最早實施的「官督商辦」方案，是李鴻章接受盛宣懷建議而成立的輪船招商局，以從原先被洋行霸佔的船運市場中分出一些油水來，招商局透過「官」的力量把漕運的生意攬回來。除了輪船招商局之外，陸續成立的企業包括電報事業、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第一個近代鋼鐵企業漢治萍公司。

這些企業在資本結構與企業經營型態上，不論是由原先「官辦」、「官商合辦」、「商辦」或「官督商辦」，其目的是將市場利益直接置於官權的控制之下，並且利用民間資本的力量為企業及其主持者牟利，導致出現「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的「官商共生」關係，是大清帝國早期國家資本主義（state-capitalism）企業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