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51〕清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八）

（全民專欄/陳天授）清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洋行」扮演重要角色。它是「洋貨行」的簡稱，又稱「十三行」。而實際上洋行數並不拘十三之數，各洋行的組織有行主、買辦、通事、司事、管店、雜役等。主要功能包括：

第一、經營外貿，代理外商銷售和購買貨物；第二、承保、代繳外商的進出口稅；第三、授權管理外商，如有外商與當地人民互動來往、或出外滋事，概唯「洋行」是問；第四、負責經辦大清官府與外商一切聯繫事宜。洋行成為大清帝國特許建立的窗口，具有一定行政外交權的外貿壟斷機構，其性質是官商一體。洋行商人也大多捐有官職。

清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臺灣輸出品包括米、靛藍、蔗糖、樹皮、豆餅、樟腦、煤炭、苧麻、木材、藤條、茶葉、醬菜、豆類、大麥、小麥，以及硫磺。南部貿易主要輸入產品是鴉片，輸出品包括打狗的赤糖、府城的白糖、薑黃、龍眼、花生，以及麻油。

其中要以茶葉、砂糖、樟腦的輸出為最大宗。由於茶樹、甘蔗、樟樹的生長條件不同，清治臺灣時期所種的茶樹主要分布彰化以北的丘陵台地；甘蔗生產地主要分布北港以南的平原；樟樹則分布嘉義以北至宜蘭等地。

一、在茶葉經營：由於茶葉的經濟價值高，茶商等於是臺灣貿易的尖兵。當時製茶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匯豐銀行，其提供資金給洋行，洋行貸款給媽振館，媽振館再供應給茶館資金，最後轉借給生產者。媽振館不僅做融資，還將茶葉交由洋行外銷。外商競相收購粗茶結果，刺激茶葉價格上漲，暴利誘使農民擴大種植規模，以因應外商出口市場的需求。

1866年至1894年，臺灣重要商品進出口結構示，茶葉占了全臺出口總值的54%，遠高過第二位、占36%的糖，以及第三位、4%的樟腦輸出。

在茶葉出口方面，根據〈淡水海關10年報告〉更指出，在1882年到1891年的10年間，該海關的出口貿易，茶葉就占了94%。

1866年到1895年間，從茶葉成長率檢視臺灣茶葉商品出口受到影響的因素。1867年至1870年，之所以每年分別能有49.38%、95.06%、38.06%、92.72%的成長率，主要是因為受到杜德洋行引進福建安溪茶、獎勵種植、改進生產技術，和臺灣茶葉外銷到紐約的影響。

1873年成長率的-20.00%，主要是受到茶商在市場競價虧本、政府加課茶稅，以及福州、廈門出口多的影響。至於1882年成長率的-6.37%，1889年成長率的-3.71%，乃至於1895年成長率的-65.38%，主要是受到國外銷售市場因素的影響。

二、在砂糖經營：進出港口的商業利益，是所謂的爭取「好碼頭」。臺灣被強制開港後，僅管增加外國商人的實力，但對砂糖的交易結構並未有大幅度調整，不論臺南地區或鹽水港至斗六地區，買辦依然是透過鉆腳、出庄、糖割、糖行、以及港郊進行收購，只是原以大陸對岸貿易為基礎的北郊商人，因其對日出口的糖業利益被剝奪泰半而沒落。

由於砂糖交易過程不存在茶葉交易市場，由大陸商人直接交易或介入金融借貸，而不管其交易金額多少概由本地商人承辦，因而本地商人在砂糖業方面的經營環境遠較茶葉界為優勢。砂糖業營運資金的融資借貸，多為洋行親自兼任外國銀行的代理店來進行，也有少數由本地人兼辦情形。

對於砂糖的運輸成本，由於臺灣陸上交通的不便，導致臺灣境內南北之間的市場交易，反不如臺灣與大清帝國大陸之間的市場關係密切，臺灣行郊在資本主義市場利益較豐碩的城市中，扮演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領導地位。

資本主義結構中的臺灣郊商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雖然部分本地糖業資本尚須仰賴外國資本，但相對於傳統中國有所謂「錢莊」的類似公司制度，也都有助於農業資本主義發展條件的改善，和加速社會地位的提升，臺灣郊商的財力在政經社會地位上顯然能享有相對的自主性。

砂糖出口方面，最高出口紀錄是在1880年141,531千磅，其中雖然受到1884年中法戰爭的影響，法國艦隊封鎖臺灣，並受到甜菜糖傾銷而導致世界糖價下跌的影響，臺灣糖業亦受連累，1885年才會明顯減至74,344千磅。根據1868年至1895年海關資料統計，糖占該期臺灣出口總值的36%，僅稍次於占54%的茶葉。

1866年至1895年間，從茶葉成長率檢視臺灣糖品出口受到影響的因素，1866年至1874年的成長率76.68%，主要受到廉價吸引日本、澳洲、美國舊金山、煙臺、英國的進口數量增加，和法國、模里西斯、西印度群島減產的影響。

1877年的成長率-33.34%，主要受到英國糖品供應地西印度群島、模里西斯增產，以及歐洲使用機器壓榨技術，使得其生產成本比臺灣低，品質又好效率高，加上臺灣運銷歐洲的成本高，相對於臺灣糖品的需求減少；加上，又逢臺糖價格上漲，致使大陸進口的數量也減少。1878年至1893年的減少，主要是受到歉收和減產的影響。

三、樟腦經營：臺灣所有的物產，沒有比樟腦業發展史的研究更有意思的了。臺灣樟腦的問題就是原住民經濟與生活的課題，因為它是掠奪自原住民出沒的叢林。16世紀期間，臺灣的樟樹從山上延伸到平原，到了19世紀更擴展至西海岸，乃至於大清帝國不甘於樟腦的貿易權力外溢，被外商控制樟腦銷售獲利。1861年7月，首次宣布樟腦的實施專賣。

1869年，廢除樟腦專賣後，馬上顯現以往的壟斷抑制效果。停止專賣6個月內，樟腦出口量達7,637擔，而1867年同期只有1,313擔。1867年上半，洋商不得不以每擔16元購買；廢止專賣後，立即跌到9元，短期還曾一度跌到7.8元。專賣壟斷者的高價雖獲巨利，但卻遏止貿易發展。

在樟腦出口方面，從1886年的1,123千磅，在1870年曾增至2,240千磅，臺灣是樟腦油的出口王國，約佔全世界的70%。1874年則減至1,606千磅、1875年則減至949千磅，1885年減至歷年來最低量，只有輸出399磅（約3擔），實際上處於終止狀態。主要係因原住民體認西部土地快速落入漢人手中，因此反抗活動頻繁，經常出草襲擊客家樵夫、腦工，造成熬腦樟木片取得困難所致。

1886年，統領林朝棟率領兵勇進入大嵙崁東南及內山的部落，以及巡撫劉銘傳和其姪兒劉朝帶在宜蘭附近大舉討伐原住民，雖無具體成效，惟以後逐年增加，1890年已回復到1,064千磅，到了1894年的輸出量則達6,827千磅。

檢視其中有部份樟腦輸出量減少的年份，應該是受到1887年11月樟腦收歸官方專賣品的影響，乃至於1891年再度取消專賣，改採一種「樟腦灶稅」（camphor stove tax），也就是每一口腦灶每月都須繳納固定的稅捐，以及樟腦運到港口裝載外銷，還要繳納釐金的影響。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樟腦實際出口量為52,145擔（6,935,285磅）。1899年，日本總督府以律令第15、16號，分別頒布〈臺灣樟腦及樟腦油專賣規則〉、〈臺灣樟腦及樟腦油製造規則〉，規定樟腦和樟腦油都必須售予總督府，私人不得持有、讓渡、抵押、轉讓或輸出。有意從事樟腦或樟腦油製造業者，須事先獲得總督府許可。但是日治時期樟腦產量最高的1916年也僅有3,125,801公斤（51,649擔），仍然是比不上大清帝國治臺時期的樟腦產量，乃至於最後被人工合成樟腦（artificial Camphor）所取代。

1868年，影響臺灣樟腦出口因素，是因為怡記洋行私運樟腦，該行職員必麒麟被毆，導致英國海軍登陸安平，被迫訂定廢除專賣的《樟腦條約》，腦價降，該年成長率大增為200.86%。

1886年，則是因劉銘傳將樟腦業改為專賣，設隘勇保障腦業，該年成長率420.06%之外，臺灣樟腦業出口主要受到香港、日本腦價的競爭，以及政府並未做好保障製腦者安全的工作，和受到原住民阻擾為主要原因。

臺灣的開口通商和推動近代化改革，促進了北部茶葉與南部砂糖業的興起，而樟腦生產規模的不如茶、糖，主要還是因為政府收歸官營制度的專賣壟斷，使得民間和外商企業要在臺灣資本主義市場上，充分展現自由競爭的活力仍然受到相當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