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54〕清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十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清治初期，臺灣移民對原鄉的認同與臺灣主體意識的遲遲未能形成，在加上經濟利益的衝突，清治時期漢民族移民臺灣的歷史，好比美國西部邊疆是東部那些不滿現實人們的「安全瓣」。

美國發展歷史的形成，是由於無人土地的邊疆逐漸向後退，許許多多不同種族的人民，自歐洲各國移民來美，在邊疆的環境中融合結成為一種新的美國的「複合民族」，也正如整個人類歷史，由最原始的發展到最文明的階段。

臺灣相對於大清帝國的邊疆地理位置，有如化外之地、化外之民，多少也具有了相同的冒險拓荒特質。邊疆代表是一個地理區域，與無人的荒原相連，土地與人口的比率很低，自然資源尚未被開發，誘使某些薄於貲財的人比較多的機會，去改善或創造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

在某層的義意上，大清帝國是滿人統治漢人，對臺灣的漢人而言，其情勢亦然，亦具似有「殖民現代性」特質。由於大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是採取消極的統治策略。1716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的〈生番歸化疏〉，可以凸顯實行文化主義的感化與包容原則。

然而，平埔族土地逐漸失去的因素，主要由於漢人不斷拓墾荒地，導致鹿場轉為農田的結果，而鹿皮是平埔族重要收入之ㄧ；其次，漢人的巧取豪奪，是造成原住民族地權流失的最大原因；最後，番產漢佃地的導致平埔族喪失土地。

漢人大舉來臺拓墾，有原鄉的「外推」力量，也有臺灣本地的「吸引」因素。大清帝國既不能全然遏止移民來臺。1871年，發生「牡丹社事件」之後，引起日本向大清帝國抗議的教訓。1875年，大清帝國不得不勉強實施臺灣全境開放移民，也積極進行開山撫番策略。

臺灣在大清帝國皇權體制下的民間組織與活動，大都只是同鄉、同宗等聯誼性質，比較不具強烈的政治意識，甚至屬於經濟性的組織與活動也不是很多。

傳統中國歷史上早期的貴族階級和後期世族大姓，的確具有龐大的組織力量，足以與政府體系相抗衡，但這些人的利益都建立在政治權貴的特權上，不僅不會對抗政府，而都只是會為維護自己政經利益，與政府官僚體系相結合，把政府權力視為獲得私人利益的工具。農業資本主義下農民抗爭有時也可以發揮摧毀政權的力量。

臺灣移民社會的多樣性與族群特性，導致臺灣社會民間的分類械鬥，起因於狹隘村社組織的地區觀念所形成開墾地和水源使用權問題。地方政府未能有效阻止民間械鬥的發生，或許可能是大清帝國用來有效統治臺灣的一種分化策略，也促使臺灣社會大陸化長達兩百年的原因之一。

臺灣住民對大清帝國官僚體系的抗爭事件，初期都缺乏組織與計劃而失敗。後期因有天地會的出現，逐漸進入有組織的階段。19世紀以後，才發生直接與臺灣農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關的事件。如林永春的私煎樟腦、郭光侯的以納榖換銀率為由，及施九緞的起因於土地清丈等事件。

大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漢人已逐漸從原住民手中取得對臺灣土地和產業經營的控制權，臺灣也逐漸由一個海外的邊疆成為大清帝國大陸本土的延伸。到了大清統治臺灣末期，臺灣漢人的社會意識顯然已經逐漸拋棄祖籍觀念，而以現居的聚落組織為其主要的生活單位，也可以看出村落的寺廟神和宗族組織擔任著最重要角色。

尤其是移民來臺的漳州人、泉州人、潮汕地區的客家人、同安人、安溪人等大陸祖籍地緣作為社群分類指標，促成地方寺廟信仰和宗教祖先崇拜的轉型，原來每年回大陸祭祖的漢人，開始在臺灣興建祠堂和建立祖產，並以「來臺開基祖」作為奉祀對象，後來這些村廟反而成為融合不同族群的源頭，也促成大陸文化定著化的主要因素。

整個大清帝國統治臺灣的漢人由移民社會的逐漸走向「土著化」的「本土化」，終致形塑土著社會「定著化」的「在地化」過程。

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期除了地方上資本主義政經社會問題多，常有民變和分類械鬥發生之外，地方上也常有村莊為了建守護神廟，發展成宗教和信仰的中心。大清帝國對臺灣教育的實施，是促使原始中國社會和文化在臺灣的延伸，由於書院的全成官辦性質，確實達到收攬讀書人的士氣與向心力。

特別是，大清帝國統治臺灣後第三年，就開始配合全國一致在臺灣實施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是臺灣地方人才進入大清帝國中央官僚體系的重要途徑之一，對臺灣社會階層的變動產生最大影響。科舉制度是設定了在社會中名望與地位的標準，原始中國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與政經結構官僚體系的認知，讀書的士人階層代表的是居「四民社會」之首，凸顯商人地位居末的普遍不受到社會所重視，這也是當時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因素之一。

如此一來，科舉功名便成為有能力的人一生努力的方向，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很難被視為終身追求的志業。然而，1895年以前，臺灣教育所累積的知識實施科舉制度，主要還是受到大清帝國大陸的影響。

大清統治臺灣時期推廣臺灣教育，卻是影響臺灣社會定著化的重要因素，無論其與原來的居住地有無聯繫的「土著化」與「定著化」，移民社會的建立，多少會創造或改變移入地區文化主義或社會認同的型態；也無可避免地與當地原來的文化產生磨合。隨著大陸移民腳步而來的是新宗教、媽祖信仰和中華文化的傳播，正凸顯大清帝國統治時期促使臺灣社會加速「定著化」的一段重要里程碑。

臺灣也因為長期社會發生的族群與民間械鬥事件，這種社會的混亂現象也一直延續到1895年，大清帝國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人在面對新的統治政權，才深感自身的喪國亡家之痛，以及受到儒家文化主義的教化影響，已能逐漸的從淡化族籍意識，醒悟不能再繼續分閩、粵，或漳、泉的族群對立，而一致團結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然而，最嚴重的是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其軍國資本主義所實施的「農業臺灣、工業日本」政策，致使清治末期台灣近代化萌芽的工業受挫，台灣也只能停滯在發展農業資本主義末期的階段。（本文作者現任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