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55〕日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晚期發展（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歐洲社會自中世紀以來，長期處在封建主義下主權分立的狀態，但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模式的興起，與層級式國際經濟分工形成的衝擊，得以在16世紀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產生一個聯國體系（interstate system）。發展到了19世紀、20世紀初，歐洲列強更是牢牢地主宰國際經濟體系和市場利益，歐洲幾個帝國的版圖更是遍及全世界。

歐洲成為是市場利益龐大的國際政經中心，歐洲強權國家的海外市場和投資，推動了國際經濟體系和市場的發展。歐洲強權國家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超前，也是導引資本主義市場轉向與政權興替的關鍵因素，凸顯了導致當時沙皇俄國和曾經強大的大清帝國的崩潰，並淪落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市場獵物。

荷蘭和英國直到19世紀以前，雖然依賴工業、貿易、航海，以及捕魚維生的人數已顯著增加，但也沒有確切資料證明其農業人口比例已降至50%以下；甚至，直到20世紀以前，除英國和德國外，其他歐洲國家的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之比例，仍較工業就業人口比例為高。

帝國主義的發生，導因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失調，資本家把剩餘的資本轉投資於海外賺錢的事業，以其在國內無法銷售或使用的貨品和資本，創造海外市場和投資，使帝國主義國家變得更依賴海外市場。政府結合產業資本家，強勢運用公共政策、公共財力和公共武力，擴展投資地區，宰制國際市場利益。

帝國主義是一個團體對另外一個團體的統治支配，臺灣也一直受到帝國主義型態政權的宰制。以英國為核心的工業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體系和市場利益，於19世紀的最後25年遭遇到極大的轉折點。亦即1873年開始到1896年才結束的歐洲經濟蕭條。在此蕭條的過程中，國際市場的中心從英國開始轉向德國、美國；產業結構亦由輕工業轉換到重工業。英國從國際市場的霸權地位沒落，致使其他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展開新的市場競爭，也開啟了另一個新時代的霸權爭奪。

歐洲列強不論號稱為「上帝、黃金、榮耀」（God, Gold, and Glory）的「三G」或「基督教、商業、文明」（Christiantity, Commerce, and Civilization）「三C」的偉大使命而努力奮鬥，其征服國際政經體系和市場利益的野心，及其優越意識的表現至為明顯，從而使其罪惡感與成就感也相應而生。

殖民主義的出現，與16世紀中葉歐洲新興民族國家的興起息息相關。在統治政權與產業資本家結成聯盟後，政府實行有利於產業及資本家的政策。此種政經利益的結合發展，導致帝國主義的崛起。

國際強權國家為達成資本累積及擴大市場需求，隨之殖民主義出現，形成國際市場之間的剝削關係，資本主義乃大行其道。殖民主義的出現，恰為新興民族國家提供了快速累積市場資源的溫床。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已從市場轉向的國際體系取得獨霸優勢。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17年12月指出，堅持和平應在人類有力的組織下建立，強調「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構想，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得伸展及於他國；也不容一個強權可以控制大陸和海洋。在國際政經體系和市場利益的激烈競爭環境中，成立國際聯盟組織的理想也由於美國始終沒有加入而失敗。

從殖民國家的立場看，殖民國家利用船堅砲利的優勢，在亞、非等落後地區強行建立貿易據點，並以公司型態的經營與管理模式，無非是希望進行世界體系「核心－邊陲」的移轉財富，增加母國及產業資本家的立即經濟剩餘；資本家將經濟剩餘又轉投資在工業生產上，以提昇國家競爭力。這種由政府擔負強化國權、累積資本，以鞏固國家主權基礎的產業發展策略，自16世紀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統稱為殖民化歷程。

回溯當大清帝國南洋大臣張之洞在《馬關條約》訂立前，曾建議英國向臺灣出兵，甚至表示在必要時把臺灣割讓給英國，可是被英國拒絕了。張之洞的觀點是基於當時臺灣的金融、貿易、航運和採礦等市場利益，事實上全部都是由英國獨占，故即使把臺灣讓給英國，預料對臺灣的現況也不至於有多大改變或衝擊。另一方面，在大英帝國看來，則為了防範當時遠東俄國勢力的膨脹，迫切需要將日本培養成一大強國，以之作為對抗力量。

大英帝國寧願犧牲在臺灣市場利益的選擇幫助日本；而法國自清法之戰以來，亦對臺灣市場利益持有野心，當在《馬關條約》簽訂的前夕，日本海軍亟欲佔領澎湖島，法國立刻派遣二艘軍艦駐守澎湖，防備日軍的侵襲。這時候就有人建議把澎湖讓給法國，以閃避日軍的攻擊，但被臺灣守將劉永福拒絕，導致不久之後，澎湖就被日軍佔領了。

德國對臺灣市場也是垂涎已久，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覬覦臺灣的豐富資源，對於法國在臺灣的擴張勢力很不以為然。同時，俄國又深怕日本佔領臺灣之後，會因為無法進行統治的因素而將轉讓給第三國。

這是當時列強為了臺灣資本主義市場利益的爭奪問題，彼此之間所發生的尖銳對立。所以，當根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之後，就發生俄德法等三國提出的所謂「三國干涉」，迫令日本聲明臺灣海峽航行的自由，以及臺灣與澎湖不得轉讓的作法。

1874年，日本的出兵臺灣，實質上就已經建立了對琉球王國的宗主權，並為日後臺灣的割讓埋下預謀。1876年，日本海軍出兵朝鮮，逼迫大清帝國承認朝鮮的獨立。而在1895年以前的臺灣，尚處於傳統中國世界秩序與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交界處，這兩個世界的中心區域的發展狀況，直接牽動臺灣資本主義發展。

1880年代初，特別是日本在市場轉向政策，政府將原本國營的工廠以低價賣給私人企業，其中不乏是與政府官員關係密切的民間人士。這雖不是一種最理想的轉移方式，但實質上卻變相補助了商人，讓他們有一個全新的開始。因此，在同時的市場轉向，日本棉紡業開始從手工走向機器紡紗。當然，比轉動機器更重要的是製造紡紗機器。

對於製造機器和引擎、船隻和火車頭、鐵道和港口、造船廠，尤其是電力供應，政府提供了財務和訓練人才等方面的資助。除了政府的補助，和日本社會集體在資本主義現代化上的全力投入以外，日本經濟奇機最大的肇因於日本工作道德，以及個人價值觀。整個國家簡直都浸染於武士道精神，並回到早期時代的全民戰鬥精神。

這樣一個充滿責任感和集體義務感的社會，與西方國家的培育個人主義完全不同。但從市場轉向與政權興替的思維，是開創了日本近代化經濟成功的明治維新，結果政權卻淪為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凸顯日本在臺灣表現的東方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精神。

從甲午戰爭爆發到馬關條約換約成立的期間，尤其是大清帝國決定將臺灣和澎湖諸島拱手送給日本時，國際霸權國家各為自己國家利益盤算，讓臺灣住民在內外無依無靠的絕望情境下，不得不以「全臺紳民」的名義對外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並由唐景崧於1895年5月25日就任總統並發表文告，年號「永清」，國旗圖樣是藍地黃虎，首都定在臺北。但從獨立宣言和總統就任文告的內容中，明白否定其獨立的本意。

「臺灣民主國」建國的目的，在於阻止日本對臺灣的佔領，建國只是抗日的一種手段，這些人物考慮的獨立，並非真正的獨立，仍只不過是大清帝國的屬國。「臺灣民主國」在1895年11月底，因劉永福棄守離臺而告終。在這段期間，臺灣同時存在著兩個國家的政權和市場利益的武裝抗爭。

當大清帝國統治時期臺灣地方政府官員宣布成立「臺灣民主國」，並冀望由西方國家出面，阻止日本接管臺灣，但功敗垂成的這一策略，凸顯了臺灣就在這樣的國際帝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市場利益的背景下，被迫接受日本軍國主義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