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56〕日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晚期發展（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殖民地」一詞在使用之初，並沒有任何負面意義。在古代僅代表一群人進駐至遠方的一個居留地，如迦太基至腓尼基的居留（殖民）地，或希臘人在義大利的居留（殖民）地，乃至閩粵人在臺灣的居留（殖民）地。

但是，正如現在我們所知道的，當一群人進駐另外一個地方後，必定會發生某種程度的取代作用。而取代過程則不可能完全完美無缺。至少從受害者的角度來論，必定在手段、道德上有所缺憾。因此，到外地居留的體系（殖民主義）顯然無法得到好評。

在近代，我們將殖民主義擴張解釋為「任何經濟上或政治上依存的情況」。不論最後是否發生人口取代，只要有依存關係發生，便可稱之為殖民主義，而為「殖民」兩字帶來無限的貶損之意。許多人在批評現代外國或西方對世界的統治支配時，改用殖民主義，而不在使用舊的帝國主義，因為殖民主義聽起來更糟糕。

19世紀，帝國主義的出現，起因於英國在國際市場霸權的式微與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美國、德國等新興國家在政治、軍事與經濟力量相對增強。典型帝國國家的特點，即以專制君主為首、由中央協調、行政和軍事體職能分化的行政和軍事體。

帝國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擁有不同「治權」的結盟機構所組成的政治實體，其政策是由皇帝、選舉人和帝國議會所決定。這種勢力近乎均等的國際關係與新興民族主義，導致一個高度競爭的國際市場體系；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相互競爭，造成國際市場利益的衝突，加上科技與通訊交通的發展，加強了對海外市場的控制。

帝國主義是政府運用策略和外交以獲得被保護國的土地，並增加工業發展、貿易和投資的機會。20世紀，最典型的殖民主義思想，殖民體制是一個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脈絡相連的結構。經由這個結構，使殖民地的經濟、社會均從屬於殖民母國；而殖民的終極目的，就是依殖民母國的需要，剝削殖民地的經濟剩餘與社會剩餘。

帝國主義甚於殖民主義的觀點認為，海外征服和工業化就像自然法則一樣不可抗拒。國際市場利益的魅力使得東方原本孱弱的日本幕府後期，在1860年代明治維新的全面學習西方的「野蠻」，也就是帝國主義的擴張與侵略，整個國家與社會進入工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日本帝國為證明其在工業化與軍事化所獲得的成就，在國際強權與市場分食上應該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終致出現強調「國權皇張」的「脫亞論」的強勢主張，而當時殖民地的最佳目標就是選定臺灣、朝鮮與衰弱的大清帝國。

回溯1592年，日本在豐臣秀吉就曾有過佔領朝鮮的王京漢城，並準備攻取大明帝國北京的舉動，特別為300年後的日本軍國主義發揮了示範作用。1895年，特別是打敗大清帝國。1902年，英國與日本簽屬「英日同盟」。1905年，打敗俄國沙皇的戰役。1910年，乃至於占領朝鮮，再再證明其自1860年代明治維新的成功。

1895-1945年，日本在臺灣長達50年的統治期間，其政治權力機制依歷任總督的統治策略，可分為：第一任到第四任的武力壓制階段（1895-1898）、第五任到第六任的政治建樹階段（1898-1918）、第七任到第十六任的安撫策略階段（1918-1936）、第十七任到第十九任的同化政策階段（1936-1945）等四個階段。

歷任的19位總督中，持有軍職的武官一共有樺山資紀等10位，超過總數的二分之ㄧ，合計執政的時間有28年，也超過日本在臺50年的一半，軍國主義治臺也因此得名。一般對軍國主義的定義，其本質與帝國主義的意涵相同，只是軍國主義更凸顯其強調軍事武力戰爭的必要性。

日本統治臺灣的軍國主義體制，日治在臺總督從樺山資紀至明石元二郎，屬於前期武官總督；從田健治郎至中川健藏，屬於文官總督；從小林躋造至安藤利吉，屬於後期武官總督。

行政區域的變遷，從1895年6月的軍政時期由3縣1廳7支廳，同年6月改為1縣2民政支部1廳4支廳9出張所；1896年3月至1898年6月的縣廳時期，由3縣1廳改為7縣1廳；1901年11月至1909年11月的廳治時期，由20廳改為12廳；1920年9月以後的州廳時期，由5州2廳至1926年7月改為5州3廳。

回溯日本自16世紀後半葉以前，和原始中國一樣鎖國，是完全被一個皇帝所統治的封建國家。1603年，日本歷史上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建立於江戶（今東京）。而幕府體制是由幕府和267個藩進行統治，日本天皇只處理原則性的事，而非日常事務。在這樣的幕府體制之下，1688年至1703年的元祿年代，出現了經濟繁榮、文化興盛，但是進入19世紀之後，面對歐美帝國主義殖民者的威脅與日俱增。

幕府時代藩主對藩地擁有絕對權利，藩主與藩主之間經常發生戰爭。直到1867年至1868年日本發生一場結構性革命，幕府體制被推翻，國家的控制權回到京都的天皇手上，終於結束了250年的德川（江戶）幕府時代，進入明治年代（1868-1912）。但是日本人並不稱這個權力體系的改變為革命，而是認為這是恢復舊秩序。

日本在開始進行軍國主義侵略的時候，其國內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環境條件還相當脆弱。所以，日本佔領臺灣之初，其國內並不存在必須迫切佔領臺灣的需要因素，只是在歐美帝國主義列強競相奪取他國領土的熱潮中，誘使日本佔領臺灣的成熟行動也具有帝國主義意義，而被稱之為「早熟的帝國主義」。

當日本記取過去日本勢力從臺灣撤出，而讓荷蘭勢力完全掌控臺灣市場利益的慘痛經驗，促使日本政府決心排除英、俄、法、德等西方強國的勢力，並移轉以往臺灣與對中國市場利益的依存關係，以有利於提供作為其軍國主義南進侵略的基地。事實上，日本之所以預佔領臺灣，從日本德川末期以來的南進思想才是主導因素，國防的考慮是日本佔領臺灣的主要原因。

檢視當時日本排除英美在臺灣的資本，與1941年日本在上海排除怡和、太古等外商的手法完全相同。日本軍國資本主義在統治臺灣的過程中，屢屢爆發農民及勞動階級的抗爭運動，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臺灣地主紳士爭取政治權力，和資產階級致力發展經濟的受挫，亦導致了臺灣的自治運動。日治時期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背景，其母國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亦藉由佔領及經營臺灣為發展契機，穩固其帝國主義的基礎。

對於日本軍國資本主義統治下，臺灣經歷殖民地化與近代化的雙重歷史過程，殖民地化是十分負面的經驗，近代化則正面的評價居多。相較於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與日本的產業發展，日本在整體發展上，占了幾項比歐洲更為優勢的條件如：長達250年的和平，沒有戰爭，沒有革命；廉價而且便利的水陸運輸；單一文化與語言；廢止舊貿易障礙，並防止新障礙的設立；發展出共同的商業文化。

從相互主體性的角度而論，臺灣與日本的關係，日本是母國，臺灣是日本的子國。所以，殖民現代性資本主義產業政策的主軸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迨至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才有所調整，形成產業不平衡發展的結構關係。如果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與臺灣互相比較，由於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政策，北進一直重於南進，朝鮮則為日本北進的基地，其經濟發展以配合軍需發展的工業為主，農業不像臺灣如此強調。

相較於大清帝國臺灣末期，英美商業資本雖掌握了臺灣市場利益的支配權，但對臺灣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並沒有做長遠規劃。日治臺灣軍國資本主義產業發展的過程，基本上始於1900年代後期製糖業的勃興，經過20年代中期蓬萊米的普及，最後是30年代後期工業化的推展。亦即受到初期「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與後期「工業台灣農業南洋」的殖民政策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