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09〕臺灣治安史的保甲制度分析（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從台灣民間械鬥在對象的分類上，可細分為：1. 閩、粵的省對省械鬥，2.漳、泉的府對府械鬥，3.同安、晉江、惠安、南安的縣對縣械鬥，4.廖、李、鍾的姓對姓械鬥，5.樂器及祀祭不同的西皮福祿械鬥，6.為水利墾地灌溉及爭地的部落對部落械鬥，7.為商業利益的頂廈郊拼械鬥等。

械鬥不僅是族群的紛爭，最後其鄉里或姓氏不同者也都捲入，其為私利而鬥的不和情況相當嚴重，造成民變迭起、匪徒蜂起的社會秩序大亂。

鄉治之外的另一基層治安體系，是突顯在台灣早期移墾農業發展，清治政府一方面要防堵大陸人民渡台，一方面卻允許在台流民開墾的兩難治台政策。對於當時移民來台所實施的「墾首制」，亦即透過墾戶及隘首在地方治安扮演的重要角色。

「墾首制」的墾戶及隘首挾其較多的資金和地方勢力，得到官方的從中協助與保護，不但可以割據一方的形同小諸侯，也都擁有官府賦予墾戶治安的義務與責任。墾戶對其墾佃不但坐收租權，而且更具備替官府執行監督的權力，形成對外可以防番，和對內的如同握有警察權。

墾戶也是官府徵稅的汲取和攏絡對象，因而無形中的仰仗官威，把持權勢和維護利益。「墾首制」的開墾組織儼然已經是一種社會制度，墾戶與佃戶的關係有一部分已超出純粹土地租佃的經濟關係，而具有行政和司法的主從關係。

墾地雖屬民業，但不僅帶有開疆責任，而且墾區內的警察（戒）事務，隘防、汛防等原屬地方政府執行的事權，也一併委任墾首團體，隸屬官府的監督。墾戶（大租戶）設隘，係為取得產權或抽收隘糧大租；隘首冒險充任，乃為收取隘糧。惟墾戶、隘首仍由官府指揮和監督。蓋墾戶與隘首各負責防番，同時亦約束界內佃戶及隘丁，又須防範匪徒潛藏界內，或侵入番界的任務。

1860年（咸豐10年），台灣開放港口對外貿易，與西方列強的接觸頻繁，糾紛易起，地方官的業務，遂於傳統已久的刑名、錢穀等以外，增加了因通商與傳教而新起的涉外事務。刑名問題就是重賞陸師使其擔當剿捕洋盜責任，近似現在的外事警察。

對外港口通商的結果，不但有助於英美等國家外商資本與本土商人為主的「行郊」結合，郊商亦扮演協助政府維護地方治安和抵禦外侮。行會基於熱心公益和照顧自家利益的動機，行會就在容易發生火災的城鎮裡設有防火的瞭望台和消防隊，在當地港口則設置救生船，這一民間性質組織所扮演的卻是現代港警和消防警察功能。

諸如郊商的協助政府抵抗蔡牽之亂。1800年（嘉慶5年），蔡牽集結了浙江、福建、廣東、台灣等海域的進行海盜活動，只要海船的船主從蔡牽購買「免劫票」，蔡牽就「打票」不襲擊。蔡牽武裝船隊的縱橫東南海上，清政府全力的展開圍剿，迫使蔡牽船隊不得不長年漂泊海上，致其發生物資補給的困難。

蔡牽認為台灣盛產米，可以足食；有故舊好友在台灣島上，便於立足和照料；加上，台灣從康熙以來160年間，先後爆發了林球、朱一貴、吳德、林爽文、陳周金、吳淮泗和陳錫宗等人發動，與領導10多次的反清武裝抗爭，地方上已經具備有反清的基礎，是理想的海上根據地。

1800年（嘉慶5年）、1804年（嘉慶9年），蔡牽分別率領船隊抵達台灣，並稱有「王號計畫」。1805年（嘉慶10年），蔡牽自封「鎮海威武王」、朱濆稱「海南王」，設職封官，揭櫫「恢復漢基」的口號，聲勢浩大。蔡牽、朱濆頗有效法鄭芝龍、鄭成功和鄭經祖孫三代經營台灣之勢，台灣官府為挽救危局，聯合紳士和三郊富商，組織武裝，加強防禦。

1806年（嘉慶11年），蔡牽船隊駛抵蛤仔難（今稱噶瑪蘭）蘇澳港，派人與吳化等頭人「通謀共墾」，遭吳化率鄉勇聯合官兵抗拒，朱濆接續蔡牽開發蛤仔難，結交潘賢文、李祐等人，以及各社高山族人共同拓殖東勢地區。蔡牽船隊由於受制於王得祿率軍攻擊。蔡牽船隊撤離台灣，返航福建。

1809年（嘉慶14年），王得祿會集水師，聯合進攻蔡牽船隻，蔡牽戰力不支，乃首尾舉炮轟其自身船隻的沉海而死。同年，朱濆死去，其弟朱渥率領其屬集團歸順大清朝廷。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進攻基隆，1885年（光緒11年），派艦佔領澎湖，益發清政府對台灣防務的重視，旋即於閩海地區實施戒嚴。由於台灣缺乏水師戰船，只能改以陸師為主的鄉勇策略，並由林維源擔任全台團練大臣，但主力的綠營軍仍未完全裁撤，主要是分布在塘汛，在隄岸附近駐防武職人員，其性質猶如現在的水上警察。

劉銘傳推動台灣近代化時期，強調安定秩序、整理財政，充實國防的三大主要政策。安定秩序是對內治安，充實國防是對外防務，正凸顯清政府消極理台政策，其所衍生較複雜而難以有效解決的治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