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11〕臺灣治安史隘制的設置與發展（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臺灣隘制設置的實施可溯自1662年，南明鄭氏東寧王國創設屯田制時，即有「土牛」和「紅線」的措施。因此，番界設土牛線（界），防止生番逸出，不准漢人侵入。

清治臺灣乃仿傚土牛紅線的隘制設置。至今，臺灣地名在許多地方尚留有稱為土牛庄、土城庄，就是當時土牛紅線所設置的地區。

隘是一種武裝的防衛機關，隘有隘墾，以養隘丁，類如自給自足的屯兵制度。設隘的原意在隔離番漢，但設隘後漢佃安全比較有保障，於是「隘設墾隨」，墾戶接踵而至。表面上實施設隘是為了墾殖，真正目的是以防番犯為名，行拓墾之實。隘制的實施基本上，就是政府實施的一種隔離政策，隘制又被稱隘番制。

清治時期的隘制，主要以民隘為主，政府補助為輔。1722年（康熙61年），大清政府在平定「朱一貴事件」以後，就開始實施以豎石畫界，挖溝築土牛線，設立隘寮防番的措施。

1754年（乾隆19年），福建總督喀爾吉善更要求臺灣地方官吏，審慎運用熟番力量的參與官府日漸捉襟見肘的守邊任務，飭令在生番出沒隘口多搭寮舍，撥派熟番防守。復於附近安設弁兵監督，採用以熟番防備生番，以官兵牽制熟番，使不致互相勾結為患的策略。

所謂「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亦即保留區、隘墾區，與漢墾區的三種交界區，這是最先出現在官方的紀錄文件。然而，正式實施的時間，1768年（乾隆33年），當淡水廳同知段介的號召充任鄉勇，開始實施分隘防守，授予鄉勇首的牌戳以為證明，並給發隘糧，此為臺灣實施隘制的開端。這階段隘制的設置都以私設的小型民隘居多。

隘番改屯番、官民隘並存的政策，一直要到1786年（乾隆51年），爆發「林爽文事件」之後，政府發現隘寮鄉勇，或為爭地與墾丁互鬥焚殺，或為私占番界，流弊頻生，且所置隘丁為數不多。

隘寮內雖配置槍、刀、木鼓，或竹製鼓等武器，並委由隘丁負責偵查、聯絡，以及在守護犬的協助下確保線內安全。然而，隘丁卻未能發揮圍堵防禦生番的功能與效果，反常被有追殺的情勢發生，於是隘丁設置一度曾被撤除。

政府改從當時隨同討伐「林爽文事件」的熟番中挑選，配合守護邊界的民兵團來維持秩序。1790年（乾隆55年），發布屯番令，設番界官隘，所需經費概由政府支應，同時責成各隘首，督率隘丁，與營汛互為表裡，隘番遂被改為屯番。

換言之，臺灣隘制的整備完成，實隨同屯制的創始，尤其設置官隘，派撥屯弁、屯丁擔任警備，並以充公的隘田所收租銀支給屯餉，皆以此為起點。惟此僅限在特別緊要的地區，並非將所有的既設民隘全數改為官隘。官、民兩隘的交錯並存，亦為當時的實際狀況。

官隘為主、民隘為輔的政策，則是要到1822年（道光2年），政府在「林永春事件」之後，分別在噶瑪蘭廳沿山，和石碎崙（竹北一堡）各設官隘，實施隘田永為隘首的世襲事業。

1834年（道光14年），淡水廳金廣福墾民隘的組成，墾內隘防、汛防等一倂委任管理，隸淡水同知監督。因此，隨著各業戶的墾務推展，民隘大興，隘制漸及南路恆春，官、民隘制乃進一步有了規模化發展。

但是隨著清中葉以後吏治風氣的敗壞，1886年（光緒12年），當劉銘傳考察隘制時，已出現許多有名無實的嚴重現象，劉銘傳乃廢止分為官隘、民隘的制度，傚採勇營制度，組織隘勇（官兵）新制配合屯兵，並裁撤各處隘首、墾戶、隘寮、隘丁。

至此，民隘大部分被調整為官隘，但仍繼續鼓勵舊有墾戶合股開墾，並令其募丁守隘，廣泰成合股即為一例。隘勇線成為可攻可守的設計，將隘勇組織分為統領、管帶、哨官、什長、隘勇，隘勇十人編為一隊，由什長統率，隘勇除移交綠營汛兵外，主要撥屯番補充，將各營分區配置。

1891年，受到邵友濂消極治臺，行政業務緊縮的影響，隘制漸被廢弛，部分百姓不得不再自設私隘，以謀自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