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27〕台灣「以軍領警」治安史論述稿（八）

（全民專欄/陳天授）（二）鄉土文學運動。台灣現代主義思潮主要是由帝國主義文化，與台灣親美文化的相互激盪形成，其代表對當時反共政策與戒嚴體制的抗拒、對封閉的政治體制表達深沉的抗議，同時反映戰爭離亂的苦難、鄉土歷史的崩塌、傳統人倫的傾斜，規範這樣書寫的背後其實有一個龐大的中國心靈。

因此，能保持與台灣社會對話的文學，顯然相當稀少，除了陳映真、黃春明與王禎等作家。所以，到了1970年代，台灣社會普遍出現改革的呼聲，配合政治上對戒嚴體制批判所形成「黨外」為名的民主運動，在文化上浮現以本土精神為依歸的鄉土文學運動。

1964年4月，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從雜誌名稱要凸顯承續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聯盟未竟的歷史使命，也要強調台灣文學有其固有的特殊性與自主性，當情治人員以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來威脅他辦刊物時，吳濁流仍然不放棄《台灣文藝》的命名。

回溯台灣鄉土文學雖萌芽於擺脫殖民「文化附庸」的1930年代，直到1977年爆發的鄉土論戰與政經文化的轉型。1977年，國民黨為鄉土文化論戰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當時總統嚴家淦呼籲作家「堅持反共文學立場」。翌年，「國軍文藝大會」上，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和總政治部主任王昇強調要發揚民族文化，也要團結鄉土，認為鄉土之愛、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而停止了官方對鄉土文學的批判，也讓鄉土文學論戰終止。

1978年11月，行政院的《縣市文化中心計畫大綱》，12月《文化活動強化方案》中的具體化政策，由於這些縣市設置的文化中心逐漸能凸顯出，戰後台灣地方文化的特性。

從1930年代「台灣語文運動」、1956年開始的「說國語運動」，到1970年中期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凸顯台灣社會文化的受制於強勢文化桎梏，台灣的語言、記憶與歷史都刻意遭到邊緣化。所以，到了這時期出現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終於引發台灣社會文化上的「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乃至於國家認同的統獨之爭。

戒嚴時期官方政策以中原文化為唯一的政治認同時，台灣鄉土文學凸顯的是台灣社會與台灣住民、生活、語言交互作用，彰顯的是一種新的國族想像。例如，葉石濤在1987年解嚴前夕所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最具代表性，在新詩方面則是由吳瀛濤主持的《笠》詩社，和出版與台灣語言、文化的《台灣民俗》、《台灣諺語》等作品。

（三）新興社會運動。戒嚴時期國民黨政權對於勞工階級，從及早時期開始就針對公營和黨營業的勞工提供極為優渥的福利政策，並以公營和黨營企業的勞工為中心，在國民黨的主導下組織了金字塔式的勞工組織，藉以控制公營和黨營企業的勞工，防止其走向政治化。

然而，到了1980年左右，新興社會運動本質上已「脫革命化」，社會型態逐漸進入人民和國家政權在公共偏好的研判，以及對未來視野的論述競爭和動員的比賽，亦即新興議題的社會運動已和爭奪政權無直接關聯。

1970年代，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開始受到現代化與民主化運動的影響，同時構成文學本土化的重要基石，作家書寫的議題觸及農民、勞工、女性、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危機，同時也深入探索外資帶來不公平、不公義的文化。跨國公司進駐台灣是為了創造巨大利潤完全不會在意低廉工資的不合理，也不在一環境污染所付出的代價，更不在意台灣住民是否享有言論自由。

因此，現實主義逐漸取代了現代主義，尤其1980年代以後社會自主性提高，強調對社會議題的關懷，解嚴前便已出現的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生態保育運動、婦女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學生運動、新約教會抗議運動等。

1987年，解嚴前後出現的社會運動包括：勞工運動、農民運動、教師人權運動、殘障及福利弱勢團體抗議運動、老兵權利自救運動、政治受刑人人權運動、外省人返鄉運動等。

尤其是隨著台灣社會主體意識的提高，當時對於「鄉土文學」過於強調台灣本土的書寫，卻忽視了陳映真所屬「懷抱中國意識」的左翼作家。陳映真認為台灣歷史與文學應從中國國族主義觀點來理解，但他也批評國民黨黨國文化。

1987年，台灣解嚴前的所有勞資爭議都是透過由黨國所組織的調解委員會調解，沒有一件爭議是透過司法解決。調解委員會的組成一般除了包括衝突的勞資兩造，還包括國民黨地方黨部幹部、主管勞工事務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地方警察局。調解的目標與效果往往並非屆國家作為依客觀的仲裁者解決問題，化解怨懟，而只是要藉干預而壓制潛在的社會衝突。

1980年初期普遍出現「自力救濟」的抗議事件，冀求黨國化政府的介入，尤其是在經濟性的補償事件。1980年至1986年間光是非政治性的「自力救濟」活動，因公害而受害的地方住民所常見典型反應，對造成傷害者進行直接的抗議與要求補償。群眾公然集體抗議活動的頻繁，明顯地削弱了依靠長期戒嚴體制所進行的社會控制。

1980年代，台灣社會自覺意識的普遍覺醒，對於新興社會運動的爭議議題，反映了台灣黨國化社會的多重矛盾，凸顯解嚴前的民主的、民族的、省籍的，與階級的矛盾所引發的社會治安議題。

戒嚴後期因黨國體制所引發文化認同、鄉土文學，以及新興社會運動等治安議題，凸顯人民對於社會自主性，和資源分配重組的呼籲與不滿，戒嚴時期政府面對來自民間的挑戰，黨國化社會不得不因應社會變遷而加以調整。

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發生在1974至1990年間，大約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轉型到民主政治體制的原因，他認為這不是一種巧合，包括台灣在內，這些國家在這個時候出現民主轉型的原因包括：民主價值的普世化、1960年代的全球性經濟成長、天主教教會的影響、美國的人權政策及民主的滾雪球效應等。在台灣，中產階級的興起、經濟的快速成長、所得分配平均等擴大政治參與，開啟了民主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