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26〕臺灣「以軍領警」治安史論述稿（七）

（全民專欄/陳天授）現代臺灣「以軍領警」治安的社會黨國化。以下，將從文化認同運動、鄉土文學運動、新興社會運動等三項治安議題來檢視其所引發的黨國化社會治安。

（一）文化認同運動。1945年8月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是臺灣作家追求思想解放的旺盛時期。1946年1月，陳儀政府開始實施〈臺灣省漢奸總檢舉規則〉，同年4月，國語普及委員會正式成立；6月，更成立「臺灣文化協進會」，其成立宗旨是要聯合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

臺灣文化協進會的主要工作，便是官方能夠透過一個民間機構，使中國化的文化政策推行到廣大的知識份子之中。因此，除了發行《臺灣文化》之外，也不定期舉辦文化講座、座談會、音樂會、展覽會與國語推行。

反諷的是臺籍知識份子卻利用《臺灣文化》發表迂迴諷刺的批判文章，對中國化政策進行杯葛與揭發。10月，禁用日語的政策付諸實踐，臺灣作家在經歷了1937年禁用漢語與這次禁用日語的官方政策，臺灣社會出現如此錯亂的文化認同問題，凸顯臺灣社會治安環境的惡劣。

《臺灣文化》的刊行還有另一任務，就是要臺籍作家與外省作家合作，以便突破大陸與臺灣之間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建設民主的臺灣新文化和科學的新臺灣。在此刊物發表文章的大陸籍作家有一共同特色，便是具有左翼思想的色彩。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則是他們對於魯迅思想的傳播致力甚深。這是臺灣抗日傳統與中國五四精神嘗試結盟的一個重要契機，卻由於歷史環境的不容許，這種結盟只存在五個月，便因「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而宣告解散。

陳儀政府為肅清日人在文化思想上之遺毒起見，依據〈取締違禁圖書辦法八條〉，統計自臺灣光復一年來台北市計有違禁圖書836種，7,300餘冊，除了一部分留作參考外，餘均焚毀。其餘各縣市報告處理違禁圖書經過者，既有臺中、花蓮、屏東、高雄、臺南、彰化、基隆等七縣市，焚毀書局，約有1萬餘冊。

臺灣抗日傳統與中國五四精神的這兩股文學結盟，卻是陳儀政府極力予於阻撓並鎮壓，導致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所引發的治安，其中社會的文化差異衝突也是占其中很重要因素，凸顯這階段政府推動問話認同的運動是失敗收場。

在這場中國化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運動中，引發治安事件入獄的文化人除了楊逵入獄百日之外，還包括捲入「鹿窟武裝基地事件」的呂赫若；曾經領導臺灣文藝聯盟張深切與張星建在「二二八事件」後的長期亡命；《臺灣文化》編輯蘇新，則偷渡逃亡到香港；小說家張文環逃至山中躲藏；王白淵則被指控知情不報，判刑入獄兩年；鹽分地帶詩人吳新榮遭到通緝，在自首之後受到監獄、審判，經過三個月後才獲釋；《民報》發行人林茂生，和《人民導報》發行人王天燈都在事件中遭殺害。

另外，在大陸來臺的左翼作家如臺靜農、黎烈文留在臺灣大學教書，終身不再提起魯迅。至於曾任陳儀臺灣行政長官的編譯館館長，雖於其任內負有編輯各種教科書，致力於使臺灣同胞了解祖國的文化、主義、國策、政令等知識任務的許壽裳，亦於1948年2月在擔任臺大中文系系主任任內身亡。1951年，葉石濤因與左派文人來往，被以「知匪不報」罪名逮捕，判刑5年，嗣因蔣介石連任總統減刑，才得以服刑3年出獄。

「二二八事件」後，又緊接著實施綏靖與清鄉的軍事鎮壓，臺灣社會經歷軍事屠殺式的恫嚇，民間社團被解散、報紙刊物又被查封，致使知識分子沉默下來，不但是造成省籍之間的裂痕，繼而又使臺灣社會的文化傳承發生嚴重的斷層，縱使1948年至1949年曾經發生在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處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引發的「臺灣文學論戰」，臺灣社會再度陷入受到日本殖民的臺灣人與來自祖國新文學的文化認同爭論。

1949年4月，爆發「四六事件」之前，臺灣已有許多新文藝活動，如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歌雷、作家楊逵等人的討論過方言文學問題；還有麥浪歌詠隊隊員臺靜農之女臺純懿、楊逵之子楊資崩當時都是小學生、藝術教授黃榮燦等人，以「祖國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為招牌曲目。

「四六事件」當天的楊逵被逮捕，係因1949年1月21日，在上海《大公報》發表了一份「和平宣言」，呼籲國共內戰不要席捲到臺灣，要求當局應該實施地方自治，主張島上的文化工作者不分省籍團結起來，使臺灣保持一塊淨土，這場文化認同的焦慮也就因而冷清下來。楊逵後來因為此案被判刑12年。

1949年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是國民黨在臺灣建立黨國化社會的關鍵時期，亦即建立反共反蘇的文化運動。1950年4月，在國民黨主導下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與「中國文藝協會」。

特別是「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是以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運動，發展文藝事業，實踐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促進世界和平為宗旨，並發行《文藝創作》。

這個組織的權力結構，以國民黨員為核心，以外省作家為主要成員。工作的推動先由黨內核心組織下達決策，然後由民間團體配合，落實到社會各階層。

1951年，「中國文藝協會」呼應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的文藝到軍中去運動，提倡軍中革命文藝的推廣活動。1951年8月，胡適因為「軍事機關」（保安司令部）干涉《自由中國》言論自由而辭去發行人名義，以及聶華苓主持《自由中國》文藝版的表現自由主義文學觀。

1954年5月4日，「中國文藝協會」更以1953年11月蔣介石完成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為最高指導原則，推動「文化清潔運動」，並推廣到軍中。同時，吸納本省籍作家的參與。

為全面貫徹黨國化社會的目標，特別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下成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並發行《幼獅文藝》；在臺灣省黨部成立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以黨團系統掌控社會中國化的話語權。

1958年5月4日文藝節，胡適接受中國文藝學會的邀請，以〈中國文藝復興、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為題做公開演講，胡適批判所謂文藝機構與文藝政策的不當，說明文藝創作不應受到任何權力干涉。

檢視1953年至1965年，臺灣接受美援時期的帝國主義文化影響，臺灣社會文化成為冷戰軍事圍堵共產主義下的一員。臺灣社會文化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後，反共文學的強調戰鬥氛圍已呈現疲態。同時，臺灣社會分別出現「為藝術而藝術」議題的現代主義，和1970年代興起「為人生而藝術」議題的鄉土文學，臺灣社會的文化認同議題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