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37〕大清統治時期政經發展（十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劉銘傳特別重視交通建設，興建臺灣與各地的交通路線，除了設立輪船公司，開闢香港、上海定期航線，並與西貢、新加坡通航之外；透過愛爾蘭籍赫德（Robert Hart）與泰勒（George Taylor）等外籍人士的協助，1882（光緒8）年安平、1883年南岬（今鵝鑾鼻）、旗後山都興建燈塔。

1888年，訂立〈臺灣郵政局章程〉，設立郵政總局，並在全島設站；電報除了建安平經府城，到達打狗旗後的兩條陸路電報線；興建從臺灣淡水通往福建廈門的海底電報電纜線，和臺澎海底電纜線，以及臺南至基隆的旱線；道路除了「開山撫番」政策需要，完成「集集、水尾」之外，則興建自臺北城的大南門向今景美經深坑、石碇、坪林尾，遠通宜蘭的道路，另由臺北闢接基、淡舊路至淡水，拓建路面與架設橋樑。首築基隆經臺北至新竹這段鐵路，其中基隆獅球嶺的隧道工程最為艱鉅，從1888年（光緒14年）春動工至1890年（光緒16年）夏天鑿通。獅球嶺隧道劉銘傳題額「曠宇天開」，而有史稱「劉銘傳隧道」的今基隆市安樂路後段，基隆市政府已將其列入三級古蹟加以維護。

1887（光緒13）年，劉銘傳上奏〈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摺〉陳述，在清賦、水陸電報次第完成後，能籌措經費修建鐵路，以利於海防、建立省城及興建鐵路的利益，並即著手建設第一條原由私辦後改制官營的鐵路。

第一段從大稻埕到松山的鐵路，1889（光緒15）年通車，臺北到基隆的鐵路，1891年完工通車，1893年底延伸到新竹（今竹塹），嗣因經費和技術的雙重因素而不得不停工，而當年首度使用的火車頭「騰雲號」是1888年從德國購買進來。劉銘傳可謂臺灣鐵道的創始者，是「臺灣鐵道之父」。

劉銘傳在臺灣積極投入交通的重大工程，是主張政府加強對基層公共建設，以帶動經濟發展。James W. Davidson, 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指出，當臺灣還是福建一府時，只徵收茶葉、樟腦及鴉片等稅捐，也徵收田賦、鹽稅，福建省每年另撥發66萬墨西哥銀元津貼。改制後，上述的經費不足於涵蓋「變胖」的組織，又要改善防衛、修築鐵路，以及其他多項創新建設。

由於劉銘傳在臺灣推行新政並非按部就班，而是受外力壓迫的一時作為，以致造成財政困難。1886年（光緒12年），劉銘傳進行釐金的稅制改革，將「從糧稅」改為「從價稅」，從而引發與外國之間的經貿糾紛。加上，劉銘傳推動工業化政策，引發臺灣道劉璈在南部的消極抵制。在政治立場上，劉銘傳比較偏向於淮軍李鴻章系統，而劉璈政治立場則比較偏向左宗棠湘軍，導致當時台灣出現南部與北部對立的政經情勢。

劉銘傳的推動自強新政，繼沈葆楨之後的銳意經營臺灣，有意將臺灣產業朝向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為充裕財源及達到產業自立的目標，並解決土地佃人有大、小租戶所形成一地二主的雙重結構，藉由實施清丈土地，以廣增稅源。惟因實施改革政策的結果，導致造成政府支出費用的增加。

劉銘傳實施攸關政經的「丈田清賦」政策，從規模、效果、意義上而言，是臺灣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政經制度改革，可稱為臺灣史上第一次的賦稅改革政策。這方面的成績，雖然政府增加了田賦的稅收，但其對台灣政經結構的影響，造成社會的巨大變動，終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彈。

深入探討其主要原因，是衝擊大地主對於個人所擁有的權威，影響甚至動搖了其地主的權力基礎，加上社會治安的混亂。然而，劉銘傳推動清丈土地，實行土地調查，雖未竟全功，卻也充分反映出小租權興起與大租權沒落，以及單一地權逐漸形成的結構事實，有助於奠定臺灣產業轉型發展的基礎。

劉銘傳的改革由於大幅增稅及與大租戶作了相當的妥協，使得原本欲仰賴小租戶支持的改革無法推動下去。劉銘傳因為增稅而失去與小租戶結盟的機會，另一方面因土地改革而得罪並削弱原本是政府最堅定支持者大租戶的力量，結果造成兩面不討好，近乎與台灣社會的對立，並導致他最後的去職。1890年（光緒16），劉銘傳稱病返故里，清政府調派邵友濂繼任，改採取保守的政經策略。因而，停滯了台灣繼續推動近代化與產業轉型的契機。

檢討大清政權晚期的推動近代化運動，其變法與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非徹底變法不足自強，而當時主其事而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迫使大清政府疲於周旋列強諸國的無盡勒索與掠奪。

1895年，大清在甲午戰敗之後，終致將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這時期的日本國力，是剛從明治維新運動中新興起的軍國主義國家。我們相較大清與日本幾乎同步進行的自強與維新運動，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大清的政經改革是失敗，而日本是成功的。特別是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因而改變了歐亞的政經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