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經發展史稿51〕中華民國戰後台灣政經發展(八)

（全民專欄/陳天授）台灣政經發展的第三階段，當台灣發展重化工業的同時，政府注意到中小企業是處於政經權力核心體系的邊陲，除特別完成〈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立法工作，以及於1981年在經濟部屬下正式成立「中小企業處」外，並積極展開對中小企業提供整體性輔導，以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體質，來提高競爭力，並協助中小企業轉型。

台灣許多中小企業不但逐漸發展成大企業，更因應國內外環境的變遷，淘汰勞力密集產業的轉型為發展電子科技業等。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下，政府選擇了產業關聯效果大，技術密集高，有廣大市場的紡織、石化、電子、鋼鐵及機械等五大工業，作為策略性的產業，以帶動整體工業的升級與發展。

台灣產業發展以來，不論農業、工商業或製造業，乃至於服務業的企業經營結構，都是以中小規模的方式為主，其中最大關鍵就是資本取得的問題。政府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特成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政府透過對中小企業的輔導，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也達成社會安定、所得平均分配，及城鄉均衡發展的經濟和社會目標。

當然，台灣中小企業幾乎占企業整體結構中的97%以上，亦是台灣產業有別於，日韓以發展大企業為主的重要特色之ㄧ，彰顯了台灣產業結構其具有維持市場自由競爭的功能，藉由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的互補作用，大企業不宜生產的零件，分配給垂直分工的中小企業來生產製造，充分發揮產業之間的互利共生結構。

這階段政府積極介入市場經濟的凱因斯式經濟發展政策，是為因應國際經濟帶來的挑戰，政府乃選擇發展策略性高科技技術密集工業，協助台灣產業要在資本密集產業發展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

1980年代，對台灣經濟發展而言，實際上是一個過渡時期。因為，台灣經濟政策與發展的目標時而模糊，時而矛盾，如在發展農業與工業之間、保護主義與競爭優勢之間、公營與民營企業之間、外國與國內資本之間、小型與大型企業之間，以及在地化與國際化之間，再再凸顯的是政府所採取的彈性「國家資本主義」色彩。

主要原因是戰後台灣企業的經營發展，主要可以分為公營、黨營和民營企業等三大類型的經營模式。尤其在公營事(企)業和黨營事(企)業方面，之所以不稱「企業」，而稱「事業」，就當時政府的考量，認為公營和黨營，不似民營之純以營利為目的，而是賦與社會民生的福利責任兩者都具有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也因為政府和政黨的介入資本主義市場的企業與經營，遂亦有人將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台灣時期所實施的政經體制稱為「黨國資本主義」(KMT-State Capitalism)。

1980年代以後，台灣經濟受到高度成長衍生問題的影響，出現高額貿易出超，外匯存底快速累積增加，新台幣急劇升值，引進大量熱錢及貨幣供給額增加的壓力，造成股票飆漲、房地產價格暴升、工資不斷上漲，致使生產成本上升、競爭力逐漸減退，投資環境漸趨不良的窘境。

加上，1987年蔣經國總統的宣布台灣戒嚴。解嚴後台灣社會呈現脫序所形成的環保抗爭、勞資爭議、政治不安定、治安惡化，導致投資減少及產業外移。政府採納「經濟革新委員會」的提議，加速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及制度化的「經濟三化策略」。

自由化的目的是要檢討以往對產品、資金、關稅、外匯及技術在國內與國際間流通的限制，透過鬆綁的力求開放程度，讓台灣經濟國際化，並檢討有礙經濟發展的法令規章予以制度化。

1977年3月，政府部門成立園區執行小組；1980年9月，正式成立科學園區管理局，12月園區開幕，為台灣高科技創業投資與結合國內外人才，奠定了台灣發展高科技工業的基礎。

李國鼎指出，實施〈科學技術發展方案〉，設立新竹工業園區，提出〈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等重要發展技術密集產業的政策，尤其是1985年政府訂定「國家科技發展十年計劃(1986-1995)」，1994年通過〈十大新興工業發展策略及措施〉，並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訂定國家科學發展計畫，提升台灣成為「技術立國」的先進國家，以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台灣經濟政策已逐漸要從自由化和國際化，走向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發展的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