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53〕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十）

（全民專欄/陳天授）台灣軟式威權政經體制的轉型，可溯自1986年3月，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政治革新」方案；9月，民進黨正式建黨。1987年，立法院通過《集會遊行法》、〈資深中央民代自願退職條例〉、《選罷法》修正案、《人團法》修正案等，一系列有關臺灣政經發展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重要法令。

1988年，台灣政經發展第四階段的李登輝執政時期。1990年，李登輝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1991年展開第一階段修憲，至2000年的八年間，共進行六階段的修憲，彰顯「經濟臺灣」積極轉向「政治臺灣」的國家發展主軸。

臺灣主要政經權力結構的重大顯示：1991年5月1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1年6月，廢止〈懲治叛亂條例〉。1992年5月，修正通過《刑法》一百條，排除思想叛亂入罪；12月，影響政經發展的重大改變是第二屆立委選舉，民進黨獲得31%總得票率及50席立委，相較於國民黨53%及102席，國內政黨政治隱然形成。1993年8月，從國民黨分裂出去的「新國民黨連線」，另行成立「新黨」，立法院的權力結構隨之產生分合的複雜關係。

1994年7月，立法院通過《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12月，舉辦的台灣省長、北高市長與省議員選舉；8月，國民黨召開第十四屆二中央委員會，宣稱自己政黨屬性已從早期的「革命政黨」、「革命民主政黨」、「富有革命精神的民主政黨」，乃至於成為政黨政治中的「民主政黨」。

1995年，立委選舉。1996年，第三屆國大代表選舉與中華民國第9任總統、副總統的直接民選，是國家建立自由民主體制最關鍵時刻，顯示我國已從威權政經體制的轉型中，建立了以「主權在民」為機制的自由民主政經體制。選舉結果，李登輝、連戰當選總統、副總統。1997年，地方縣市長選舉。1998年，立委選舉之後，更加劇朝野政黨各自因內部派系結構調整與理念歧異，及政爭的紛擾，導致國內政黨與政黨之間的權力角逐更形尖銳化。

這階段臺灣從解嚴、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不但完成了主權在民的價值觀，以及強化主權國家定位，凸顯臺灣追求相對主體性的體目標。從轉型體制的國家認同角度，佐證總統、副總統的直接民選，正表示國民黨已不是一個「外來政權」的政黨。

從台灣政經發展的政治民主化觀點，臺灣政經權力結構的逐漸走向社會開放構成的力量，可以驅策社會走向效率與合理化，並重新設定經濟活動的秩序，引導經濟活動往比較優勢的方向進行，而遠離賄絡與裙帶主義，這是彰顯臺灣權力體系的結構性轉型。

1999年，李登輝總統將兩岸關係定位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這是台灣政經發展，其推動轉型體制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但是這一條路並不是很坦途。2000年，臺灣政治的權力結構起了很大的變化，國民黨在總統大選失掉執政權，臺灣第一次出現政黨輪替，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第十任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李登輝指出，雖然在兩岸關係上，政府早已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而改以「雙贏」的態度，希望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也提出了領導人會面、文化交流、農業合作等具體的方案，但中共一定要把我們納入他們所謂的「一個中國」模式，不然就指控我們「搞臺獨」，「雙贏」的想法不能發揮作用，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因應方針。

基於分散市場風險的考慮，「戒急用忍」只是對大陸投資作若干限制，且範圍限於高科技、基礎建設等項目之投資，以及對大型投資作更合理規範，對一般投資及中小企業完全沒有影響。「戒急用忍」是階段性政策，假若大陸政經情勢趨於穩定，兩岸關係明顯改善，中共尊重兩岸對等分治，臺商投資權益可經由雙方協議受到確切保障，而且不影響台灣經濟穩健發展，則政府將就「戒急用忍」政策加以檢討調整。

然而，「戒急用忍」並沒有把握中國大陸自1987年以來，市場轉向發展的契機，反而是將本有利於自己市場競爭，轉趨於緊縮的政經管制政策，不只因為戰術不能，無法實現政府的管制目標，更因為戰略不智，無法發揮臺灣的整體優勢。戰術不能，將導致臺灣的自我設限，因而逐漸流失機會。戰略不智，將導致臺灣的自我削弱，因而逐漸流失政經發展的籌碼。

當期兩岸經貿應採貿易與投資並重方式，臺灣對中國大陸開放成品市場，進口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的中低檔產品，讓兩岸充分享受比較利益帶來的優勢，形成一種產業內與產業間並重、貿易與投資同行的分工合作關係。檢討「戒急用忍」政策，並未能如計畫中的發揮預期效果，終致國民黨在選舉中失掉繼續執政機會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