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54〕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十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政府為解決國內投資意願低落的問題，推動「振興經濟方案──促進民間投資行動計劃」，以加速產業升級及發展臺灣地區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該方案自1993年7月起實施，至1996年6月此方案三年期滿，其目標在達成三年內民間投資每年增加10%至15%，經濟成長率維持6-7%的任務。

執行策畫單位經濟建設委員會指出，亞太營運中心的目標希望進一步提昇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程度，促使國內外人員、貨品、資金及資訊能夠便捷地流通，藉以充分發揮臺灣在亞太地區及兩岸之間的經濟戰略地位，吸引跨國企業並鼓勵本地企業，以臺灣作為投資基地及經營東亞市場，來突顯臺灣在這一地區政經整合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同時擔負先進國家與開發國家中，政經發展的國際關係與責任。

1990年代，臺灣經濟結構有了很大轉變。1988年，服務業的49.3%生產值首度超過工業的45.7%。2000年，臺灣工業與服務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之比重是32.37%比65.57%，農業更減至2.06%，而服務業項目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占19.16%，運輸業占6.74%，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占20.5%，其他服務業占19.17%。

政府持續以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經濟三化策略」，及科技導向的發展高科技工業政策，來因應台灣社會多元化、美國新保護主義，及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臺灣經濟發展雖然仍獲致相當的成效，但卻持續受到外貿順差所帶來經濟外部不平衡的壓力。尤其政府為了穩定匯率，透過外匯市場的政策干預，及為了避免貨幣供給額成長過快所採取的沖銷措施，導致延長臺灣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期。

同時，政府為分散海外貿易市場、因應東南亞經貿整合新趨勢，以及繼續加強與東南亞等國家的經貿關係。1994年元月，實施〈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亦即所謂「南向政策」的政經關係與市場轉向。但當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對全球市場產生巨大的經濟誘因與效應時，儘管「南向政策」採取了加強輸出融資，和推動簽訂貨品暫准通關協定等獎勵措施，但績效仍然未至理想，並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1980年代以後，新銀行和新券商的開放，雖然符合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需要和趨勢，但是經濟發展財團化的結果，加上立法院提供企業菁英新機會追求決策過程的影響力，各式各樣的企業集團突然變成選舉政客，及地方派系競相爭取為合夥的對象，並與國民黨和國民黨的黨營企業相結合。尤其新組成的「工商建研會」，儼然與工總、商總及工商協進會等三大工商團體相抗衡，形成新的政商結構關係。

1989年，政府為加速國營事業民營化，開放決定中鋼等二十家國營事業民營化，國營事業不能再像過去為擴張新的企業範圍或規模而損及民間企業。2007年，整個國營事業民營化的推動，剩下經濟部所屬6家事業，除臺灣自來水公司暫不採釋股方式民營化，而採業務項目委託經營，其餘臺灣中油公司、臺船公司、臺電公司、漢翔公司、臺糖公司等5家事業，也正面臨民間要求積極推動民營化的壓力。

1990年代，國民黨黨營事業到了徐立德（1988年8月至1993年2月），和劉泰英（1993年3月接手）主導時期之後，整個黨營事業發展到了1995年的巔峰。在黨中央「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的管理之下，共有負責金融事業部、石化事業部和綜合事業部的中央投資，負責文化事業部的華夏投資，負責能源事業部、科技事業部的光華投資，負責保險事業部的景德投資，負責營建開發事業部的啟聖實業，負責專案事業部的建華投資，和負責海外事業部的悅昇昌等七大控股公司。

在這七大家的控股公司參與投資下，舉凡文化傳播、貿易流通、工商服務、金融服務、營建服務、科技發展、石化工業、民生服務等八大行業，國民黨透過黨營事業的七大控股公司，轉投資的企業公司合計高達140家公司。

在黨營事業與公營事業的交互投資情形，各公營事業在民間金融企業投資，顯示公營事業資本作為民間企業的股東，可以對該民營企業的經營權產生一定的干預力，特別金融企業大多為特許行業，在相關市場上占有特殊地位，等於是黨國資本主義對金融體系的每一個層面都擁有實質的控制力。

然而，由於金融機構擁有特殊的市場地位，政府很容易經由獨占或寡占進行超額利潤的汲取，而流入國庫與黨庫。這也是臺灣在一黨獨大的黨國體制下特有的政經網絡關係，其政經結構糾葛與利益交換不僅見之於金融體系，也普遍出現在生產事業體系的結構之中。同時，因為民營企業依附公營和黨營事業的逐漸壯大，致使臺灣政經發展已從原先的家父長式關係，弱化政府功能與角色，逐漸調整為大小夥伴的政經結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