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五談04〕與談李顯裕〈錢穆與余英時初探〉文（下）

（全民專欄/陳天授）（續）我們從余英時寫《歷史與思想》，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中，可以看出余英時的文化精神與思想傾向，而這些特質的形成，確實傾向胡適的思想，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方向。而錢穆認為余英時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

此文引起傳統主義者錢穆的批評，正反映了余英時對中國傳統是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同時，我們對照徐復觀曾經為文〈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強烈批評錢穆認為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專制，所以不可以用「專制」的名稱。然余英時對傳統仍有一定的「溫情」與「敬意」，且不流於西化論者一面倒的批評中國傳統（如殷海光）。同時，他以中西歷史文化作對比，進行中西文化之溝通。余英時很坦率地指出他與錢穆的不同之處，在思想方面，他相信錢先生對他很有意見，而他也不能完全接受錢穆的看法，但彼此只是心照不宣，從未說破。

余英時關心的是中國現代化問題，在這一領域中，錢先生和胡適便分道揚鑣了。錢先生是「中學為體」，胡則傾向西化，後來改稱「現代化」，余英時大致處在兩極中間，認為中國傳統是既存事實，不可能完全拋棄，只能逐漸改進，而現代中國一定程度的西方化也無法避免。

在《自由中國》和《民主評論》之間，余英時認為他的基本立場還是偏向《自由中國》多一些。余英時覺得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太抽象，錢先生有時又太偏向中國傳統，過分的理想化。從歷史上看，不是很真實。

1961年11月6日，胡適以〈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說過後，徐復觀在12月，即在香港出版《民主評論》（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以〈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為題的專文，評論胡適演說中的觀點最為激烈。

徐復觀更在〈為什麼要反對自由主義〉（收錄：《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合訂本，香港：南山書屋，1976年3月，頁374）一文中，認為：儒道兩家，是中國文化的兩大主流。若接觸不到兩者在其思想的基底上所具備底自由精神，便根本無法接觸到他們所留下的文化遺產。至於以為中國在政治上沒有發展出來自由人權的明確觀念，便以為在中國文化中沒有自由主義的精神，其淺薄無知，更不待論。

徐復觀的為文批評錢穆、胡適的言論，引來徐高阮在《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序言〉中指出：胡適認為東西方的哲學或宗教沒有根本上的不同；東西方科學成就有近代這樣的差別，只是兩方許多歷史條件相異的結果，不是由於東方哲學或宗教有甚麼特別的根本要素天然阻止科學的發達。（《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臺北：地平線出版社，1970年10月，頁1）。

徐復觀則在〈哭高阮〉一文中，認為徐高阮是努力「為了洗刷胡適之先生不是全盤西化論者，費了許多時間，寫了許多文章」。（〈哭高阮〉，收錄：《徐復觀文錄》（三）文學與藝術，臺北：寰宇，1971年1月，頁225）。

六、綜論：李顯裕教授的這篇〈錢穆與余英時初探〉，就選題創意而言，是有其見人未見的理想題材。李文又特別舉胡適，作為比較錢穆與余英時，來彰顯他們師生兩人之間在學術思想上的差異，這是非常適當的選擇。而且，又透過胡適與錢穆、胡適與余英時、錢穆與余英時等，他們三者都是大家所敬佩的學人，來貫穿他們彼此之間的連環關係，這又是最能符合該文所要研究的要旨與意義。

最後，我有一個小建議：期盼李顯裕老師把近年來，他所發表的多篇有關余英時的論文，彙集專書出版，嘉惠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