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52〕登載〔警學叢刊〕的作品（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在撰寫論文或專欄文時，總是從自己最熟悉和最接近的主題談起。在「誠園」教學與研究的期間，我選擇開始在〔警學叢刊〕發表的論文，除了上文〈政策制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立法過程的評析〉之外，2002年9月，另有篇登載於該叢刊第144期的〈政經轉型與警察角色變遷之研究〉（如附照片）。

該文主要的研究意義與目的，緣起無論戰前或戰後，特別對我國政經體制與警察角色互動關係的研究並不多。尤其，1980年代以後，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模式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因此，我嘗試從政經體制中的政治與經濟兩大面向，來探討警察角色在我國不同政經發展階段中的變遷。

政治經濟學常將政治與經濟同時化約存在以競爭性國家為基礎的系統，及以世界性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系統。因而，分別形成強調國家和市場的二大範疇。無論是以國家為分析中心，或以市場為重點的理論，都將使純粹的國家或市場觀點，處在一個國家發展中光譜分類的兩個極端位置，而依其核心觀點的差異程度，分界在於兩者之間的相互傾斜。

本文的研究從國家中心理論或稱國家角色的觀點出發，探討其廣義政府）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和以市場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並分析其所涉及政治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這兩項結構因素。在政府與市場的互動過程中，必須顧及政府部門是構成市場之外在權威結構的重要環節，其政策對市場的運作影響至鉅。相反地，市場發展也是政府行動的主要對象，其動向與意見自然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依據。

在諸多政經理論中，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對政府與市場間互動關係的論點，所強調的是政府在政經過程中的角色，並以其所處世界權力體系衡量自身國家的力量，做為計算國家利益的標準，同時經由重視國家角色，建立起連結國內外政經的網絡，然過於追求國家利益，往往犧牲人民權利與自由。

威權主義就國內政經環境而言，強調政府與市場存在著種種結構性關係與互動，這種結構性關係與互動也蘊含著市場對政府自主程度的限制。政府對市場具有不同角色，政府透過這些角色取得必要的資源，以確立國家公權力的基礎，並有效實踐對社會的保護功能，且要能控制來自市場的壓力。基此而論，政府與市場間存在著利益交換的關係，有依賴，也有相對的權力與不同程度的相互自主性。

威權主義就國際政經環境而言，面對國際的競爭，政府必須重視國際環境的變化，其地位隱含著追求國際利益的機會，也因為各自維護國家利益，而會對他國造成限制與衝突。為保持國家競爭優勢，就必須了解與因應相關結構中相關行為者的特性與互動過程。

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指出，國家利益並非單由國內價值和制度來決定，也受制於國際規範和制度，如對國家安全的關切，不同類型的國家會以不同的方式來界定，而其利益也受共同文化和制度的影響。

根據上述威權主義觀點，符合戰後台灣政經發展的史實。因此，本文在處理我國警察角色的變遷時，將從威權政經體制中政治與經濟的兩個面向，透過相關政策或法令來釐清與定位警察角色。

對警察角色與功能的定義，有許多不同界說。政治哲學者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認為，警察是執行政府工作的主要部門；梅可望指出，國家安全的保衛、犯罪的預防、犯罪的壓制、公共安寧秩序的維護、交通管制與交通事故的處理、善良風俗的維持、災害的防止與搶救、戶口查察、為民服務，及諸般行政的協助與其他行政執行事項等項目，為警察的重要業務範圍。

李湧清從當代民主社會警察的本質思考，更具體的指出，警察是秩序維護者，也就是社會秩序的維持；犯罪壓制者，也就是犯罪案件的防制；服務提供者，也就是為民眾提供必要的服務。章光明認為，警察具有秩序維護、執法及服務等三項角色。

綜合上述，本文嘗試將警察角色整合並定位為：重視戰時軍人與國家安全的「維護政權」角色、重視秩序維護與打擊犯罪的「執行法律」角色，及重視傳輸福利與追求效率的「公共服務」角色等三個角色。

警察對其三個角色的行使，也都會強調其中一種，甚於其他二種。因此，本文處理我國警察在政經發展過程中的「維護政權」、「執行法律」與「公共服務」等三種角色時，也凸顯我國警察同時存在於每一階段政經體制中任一政策的三種角色，而只是特別比較指出其中較為偏重那一種角色而已。（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