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53〕登載〔警學叢刊〕的作品（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對於戰後台灣政經發展的分期，有將其分為軍政政經制度、黨政官僚的政經制度、技術官僚的政經制度及轉型等四個時期者；有將其分為是從「硬性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到「軟性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的轉移過程者；有則將其分為從蔣中正總統的獨裁體制、蔣經國總統的威權體制，到李登輝總統的民主體制者。（參閱拙作《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一）：資本主義與市場篇》，頁274-275，如附照片）。

本文依歷史結構途徑結合橫斷面結構分析和縱剖面歷史發展，將戰後台灣政經體制的分期劃分為：戰後復員階段的延續戰時政經體制（1945-1950）、蔣中正總統主政階段的硬式威權政經體制（1950-1975）、蔣經國總統主政階段的軟式威權政經體制（1975-1988）及李登輝總統主政階段的轉型威權政經體制（1988-2000）等四個階段。

一、延續戰時政經體制警察角色的政經分析（1945-1950）

（一）戰後復員與國共內戰

政府為順利完成戰後對日接收台灣的工作，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以「台灣接管計劃綱要」，作為戰後復台治台最高指導綱領；並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接收日軍武裝與警察權力，掌握軍警政的一元化領導。

依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就是台灣省最高行政長官，由陳儀擔任第一任行政長官，得發佈署令，制定台灣省單行法規，及具對在台之中央各機關的指揮監督權，確保政府的法源基礎與強大權力，是掌控社會政經資源的重要法令依據。

「台灣省接收委員會」負責接收日本政府轉交的企業，及以「日產處理委員會」，接管日本在台民間的財產，將鐵路、公路運輸、電話電報通訊系統等大部分收歸公營；同時，將菸酒收歸專賣事業，及藉由銀行的公營與貿易的壟斷，管制較具規模的重要企業及金融貿易等經濟活動。

政府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確定發展生產事業的方向，凡生產國防需用及民生用品、外銷物品、進口貨之代用品等應予增加。確定了台灣的電力、肥料及紡織的工業發展。

經濟發展進程上，最重要的項目是先改造糧食生產部門，生產充裕的農產品以養活城市人口，從而為工業和現代服務業奠定基礎。戰後台灣復員重建的工作，首先就是透過土地改革，增加農業生產。政府為避免徵收與補償地價造成通貨膨脹，除了頒布「新台幣發行辦法」，實行幣制改革外，乃以七成實物土地債券及三成的四大公營企業股票給付。

政府藉土地改革導致財產重分配，透過「肥料換穀制」的掌控，因應龐大軍公教人員的「米穀配給制」。由於農業資本的漸次建立，汲取多餘資金轉投資輕工業，是以農業支援工業發展的重要產業策略，在發展農業階段政府統制市場，以確保價格與需求尤其明顯。

1947年2月，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台北等地陷入緊急狀態，政府為控制混亂情勢，宣布戒嚴，並增援警察與軍隊，展開壓制行動，實施全省戶口總檢查，並自5月20日零時起全省戒嚴。

為因應中共一再高喊「武力解放台灣」，成立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並規定：加強入境台灣的檢查，嚴格取締縱火的破壞社會秩序行為，舉發與肅清中共間諜，禁止與中共地區的電信往來等四項緊急措施。

1947年，雖辦理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及選舉蔣中正、李宗仁為總統、副總統。惟鑑於當時戰況危急，乃制定超乎憲法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體制。戰後國共內戰的時戰時和，加上美國政府對國府所持的「袖手政策」，使得國府的局勢更加不利。

（二）維護政權為主的警察角色

台灣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政府並以「防衛捐」的課稅方式，籌措國防經費，大量從民間汲取資源，以支持國防上的支出，以致對福利等其他支出產生排擠。為配合動員戡亂措施，維持全省經濟秩序，成立經濟課執行經濟警察業務，並加強對金融秩序與船舶管理，確保海防安全與社會治安。為確保山地治安，管制一般平地居民入山，預防中共建立游擊基地為主要目標。警察角色近似軍事模式的強制權行為傾向，遂行警察戰時軍人與保衛國家安全的角色。

政府管制與積極參與經營公營事業、公用事業與公賣事業的商業活動，除了籌措地方建設經費與國防支出，及增進人民福利等績效，有助警察扮演傳輸福利與追求效率的公共服務角色。

整體而言，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延續戰時政經體制，強調戰後復員與發生國共內戰，警察扮演戰時軍人與維護國家安全的角色。該階段政府強力統制市場，警察也扮演打擊犯罪與維護社會秩序的角色，但相較之下，警察在執行法律層面的角色較弱，而屬於公共服務方面最弱。在這階段警察角色的定位是偏重以維護政權的角色為主。（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