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54〕登載〔警學叢刊〕的作品（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二、硬式威權政經體制警察角色的政經分析（1950-1975）

1950年3月1日，蔣中正以中國國民黨總裁復行總統職務，標榜「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號召，冀望在非常短的期間內能夠打回大陸，為了達成目標，以動員戡亂體制，展開在台灣的建設，直到在1975年過世。

（一）戡亂體制與計劃性自由經濟

在政治上。蔣中正總統最先為鞏固領導中心，遂進行國民黨的改造，確定「革命民主」的政黨屬性，和建構「以黨領政」、「以黨治軍警」的「革命民主」體制。雖然遭致胡適、雷震等人在「自由中國」雜誌的強烈言論批評，但隨著國民黨組織的整頓與改組，並建構對政、軍、警、情治、學校，及社團等機關的一元化領導。

正如制度經濟學者諾斯（Douglass C. North, 1920-2015，如附照片）指出，一個政經體制是由彼此間具有特殊關係的一套複雜的制度所構成的，憲法是這種體制最根本的組織限制。蔣中正總統依憲法賦予權力，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正統政權，雖然地區僅限於台、澎、金、馬，但在政府的組織結構上，仍意涵維持整個中國大陸的中央體制。

1960年，更為因應總統於任期即將屆滿而不能再連任的壓力，國民大會以增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維護中華民國法統於不墬的方式，總統任期不受連任次數的限制，立委、監委及國大代表任期亦分別依據大法官解釋函，與適用憲法第28條的條文，形成罕見的「萬年國會」。

硬式威權政經體制是以發展政治力為主軸，特別是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及「戒嚴令」等法令，箝制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及新聞等自由。

雖有台大教授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等人撰擬「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及「文星」雜誌激起「西化」與「傳統」的思想論戰，惟上述不論是政治性的反對運動，或是學術性的爭取言論自由，基本上都只是「孤星式」的抗爭活動。政府開放基層的地方性選舉，反對人士也都只是在有限度的環境下，滿足參政的冀望與企圖。

1969年，政府為解決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日漸老化、凋零的問題，以免造成延續法統的危機，特別辦理補選。反對人士由於未能凝聚成有組織的力量，這些零星、局部的突破，對於挑戰硬式威權政經體制的權力結構成效非常有限。

在經濟上。1951年，政府實施「計畫性的自由經濟」，避免稀有資源的不當分配，以及有效運用美援。台灣原可供外銷的農產品米、香蕉與鳳梨等，已因日本與大陸市場的流失而無法獲得利潤；加上大量軍民自大陸遷來，消費增加，可供外銷之產品數量減少；初萌芽的一些勞力密集的農工產品，又受制於日貨競爭，政府採行進口替代及出口擴張的管制策略。

進口替代管制策略，是以自製非耐久性消費品代替進口貨，一方面可以節省外匯，另一方面可以保護幼稚工業。政府採取複式匯率，徵收額外進口稅；以高關稅管制進口項目，及外匯分配抑制消費性產品的進口；透過公營金融機構對進口替代業的優惠資金融通；確保原料供應，對棉紡織業，以「代紡代織」的管制，解決資金及原料問題，為輕工業發展奠下基礎。

出口擴張管制策略，是以1美元兌新台幣40元的單一匯率，並繼續簡化退稅手續、放寬退稅條件、放寬外銷低利貸款項目；實施「加速經濟發展方案」，建立股票市場、證券交易所和健全預算等；透過減免租稅方式獎勵投資，和加工出口區，吸引僑外投資人來台投資。

（二）延續維護政權為主的警察角色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同意提供經濟及軍事援助中華民國，並派美軍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及簽訂互訂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成為冷戰國際圍堵體系的一環。

1958年，雖然發生激烈的金門砲戰，但隨著緊張戰事的漸趨平息，逐漸弱化了警察戰時軍人角色的需要性與迫切性。政府轉而設立「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和實施勞保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間接地提供支持社會生產的外部條件，警察角色隨著國家安全狀態的改變，而調整為重視傳輸福利與追求效率。

計劃性自由經濟是「以工業發展農業，以貿易培養工業」的保護性政策。雖然，出口擴張策略，已較進口替代策略時期較能擺脫直接的行政管制，但並不表示政府完全放鬆對市場機能或民間經濟活動的干預。然而，間接顯示警察在執行法律的角色上的比較能受到重視。

整體而言，警察在這階段雖逐漸有脫離戰時軍人角色的趨勢，但是兩岸安全仍充滿一觸即發緊張氣氛，政府繼續以戒嚴令、國家總動員法、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時期匪諜檢肅條例、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法等有關法令，加強對於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的維護，仍然延續軍警政一體的結構，顯示在戰時軍人與國家安全上，警察角色的定位仍偏重以延續維護政權的角色為主。（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