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59〕評李著〈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文（上）

（全民專欄/陳天授）2020年11月17日，中央警察大學通識中心舉辦「公民素養與警察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受邀擔任李顯裕博士〈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的評論人。我將在該會上發表的文字整理如下：

余英時早年（1955年前）思想主要受梁啟超與胡適之的思想啟蒙，因為梁啟超的講「帝王專制」，引來余英時老師錢穆提醒余英時注意梁啟超君主思想是抹煞中國的政治傳統。余英時受胡適自由主義的影響也很深，余英時自己說小時候就讀《胡適文存》。

余英時在史學上受錢賓四與楊聯陞的史學薰陶，余英時可謂得識名師和受益良師，蔚成一代大師。在家學淵源，受父親余協中與岳父陳雪屏的家學淵源。父親余協中創辦東北中正大學；岳父陳雪屏來台之後參與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亦曾任省教育廳聽長，對當年國學大師錢賓四的二次回台，為新亞書院辦校的奔走多所協助。

1984年5月5日，《中央日報》登出陳雪屏〈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文中除了敘述大陸淪陷，如何搶救學人來台之外，還特別提到：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由誰最適當來負責寫〈序文〉的人選，最後是由陳雪屏提議邀請余英時擔綱，內舉不避親。余英時寫這篇〈序文〉長達三萬多字，將胡適之先生學術的一生描述得淋漓盡致，對後學的學術研究具有激勵作用與效果。

余英時與香港的文化關連，在新亞書院的養成影響。回溯余英時在轉學新亞書院之前，1947年夏天，他考進東北中正大學，當時他父親余協中在該校擔任文學院院長，並代理校長職務。東北淪陷後，他參加燕京大學在上海舉行的轉學考試錄取，在校期間曾申請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參閱：《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11月，頁87，如附照片）。

余英時後來在他的《余英時回憶錄》說，他當時在精神上發生的變異現象，一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另一則是「左傾幼稚病」。余又在回憶錄指出：他父親在戰爭期間雖任職考試院參事，卻一再婉謝加入國民黨的邀請，這一態度對他發生了無形的影響。我想這都是余英時後來一直未加入國民黨，而持無黨身分客觀論政的原因。

從錢穆出版《八十億雙親師友雜憶合刊》（三民版）的回憶文字，凸顯新亞書院創校是其老師錢穆一生學術研究的後期，卻是余英時開始進入學術研究的前期。新亞書院創校爭取國民黨的支助和安排全省各地的講演，以籌措新亞學院經費。

余英時與香港第三勢力的互動關係，《余英時回憶錄》提到：張君勱追隨梁啟超，也信服民主社會主義，創立民社黨，曾邀請胡適、錢穆加入，但未被接受。胡適幾乎是當香港第三勢力解讀為「國際第三勢力」，或是只能在國務院的小鬼手裡討一把「小米」（聯經：《胡適日記全集》）。

錢穆則只願意參加張氏親自主持的討論會，但他不能和素不相識的政治人物商議創新政黨的問題，並希望張君勱不要只在國外，應回到台灣監督或批評國民黨政權，促進國內民主政治發展。（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