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60〕評李著〈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文（下）

（全民專欄/陳天授）檢視香港第三勢力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亞洲基金會補助的出版刊物，是二戰後美國霸權透過「民主革命」模式，來達成經濟掠奪的「殖民式民主」。因此，也導致鮮為當地國家帶來繁榮與安定，反而給這些國家造成更多動盪與災難。

陳正茂《大陸邊緣的突然掙扎：冷戰時代滯港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指出，美國既然鎖定張君勱為拉攏對象，張的第三勢力運動也亟需美元的掖助，雙方自然一拍即合。（參閱：陳正茂，台北元華文創公司，2021年12月，頁244，如附照片）。

1950年代，余英時在香港所承受的文化與思想資源，余英時對於當時徐復觀主持的香港《民主評論》，對上胡適支持雷震的台北《自由中國》的立場與言論敘述非常詳細。1950年代香港，我們了解它的處境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它表現的政經社文現象，是一種「掠奪式市場經濟」和「殖民式政治民主」的混合型態。

在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上的未均衡發展，十足就是「貪婪資本主義」型態。香港殖民政府給香港居民有了經濟、文化與思想上的自由，但並沒有給香港居民在政治、自主與選舉上的民主。

1958年12月16日，為大陸來歸的藝人李湘芬題詞，胡適對他秘書胡頌平回憶他以前康乃爾大學史學老師伯爾（Prof. George L. Burr, 1857–1938）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要重要」（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其實容忍就是自由：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我自己也有「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要重要」的感想。胡適後來也因這段話在台灣遭致批評，認為胡適是容忍蔣介石在台灣實施的獨裁統治。

1950、1960年代，中華民國在台灣興起中西文論戰與反共文藝，1970年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現代主義文學與鄉土文學論戰。余英時思想受到《到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和台大教授邢慕寰等自由派經濟學者的思想影響很深。例如：1960年，海耶克在他《自由的構成》的一書中指出：

自由經濟是捍衛自由政治的城牆，一個以個人自由為其基礎的社會，不僅會比其他種架構的社會更有效率，同時也會更為公正公平。

2018年11月，余英時出版《余英時回憶錄》，寫到第五章美國哈佛大學的求學階段，其發生的時間是在1970年代前後。2020年，李顯裕發表這篇〈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時，余英時已是高齡92歲了，我們當時還期盼可以早日讀到《余英時回憶錄》（下冊）的出版。

很遺憾的是，隔（2021）年8月1日，余英時即逝世於美國，留下他未親自撰寫《余英時回憶錄》（下冊）的心願，給帶給我們無緣於讀到他下半精彩人生的治學經驗與生活智慧之嘆。

我在評論評李著〈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文的最後，也特別建議李顯裕老師繼續整理撰寫，有關於余英時在1973年至1975年的期間，他從美國回到香港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及中文大學副校長，其所承載文化精神與思想的探討，乃至於後來余英時對有關「香港問題」的評論。（本文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