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60〕余英時歷史學術文化資源的創新轉化（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第2則：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07年4月），本書增訂版，除增加一篇〈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之外，主要內容分：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胡適的留學日記》（四冊），原名《藏暉室劄記》。1939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1957年，改由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照片如附）。

〈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是記述1943年至1958年，胡適與楊聯陞的往來書札。楊聯陞會把他與胡適來往的信札影印送給余英時，這也凸顯余英時學術成績已經受到楊聯陞老師的肯定，相信將他與胡適之間來往的論學談詩，其中的重要精髓是余英時可以理解和加以闡述的。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余英時在〈前言〉指出：這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胡頌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民國五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編寫成功的。如果再加上後來增補的資料，前後經過十五年多才完成這部三百萬多字著作。

〈《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有關《中國哲學史大綱》，是胡適改寫自他的博士論文，最早是1919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70年台北商務人人文庫以《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重新出版。余英時認為此書除了是受到了西方哲學史的影響，同時與中國考證學的內在發展可以相應，對於史學的研究方法在論述中國哲學思想方法，具有革命性的建立典範的作用。

〈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1947年，胡適在北平的一場演講中指出，世界文化有三個共同趨勢：第一是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解放人類的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第三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余英時指出，五四運動在西方早期是以「中國的文藝復興」的廣為人知，胡適在宣揚「中國的文藝復興」的理念比起其他人更具重要性。余英時認為不能輕率將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兩種概念，視為隨機援引來比附五四運動的兩種不同特徵。文藝復興是一種文化與思想的方案，反之，啟蒙運動本質上是一種經偽裝的政治方案。

第3則：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本書收錄余英時在1988-1991年，有關討論學術文化和思想問題的文字，都是屬於通論性質的文字，也大體都可以包括在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的這兩個主題之內。（參閱：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8月）。

余英時在〈自序〉中指出：但討論中國文化有時不能不旁引西方以資參證；討論現代變遷有時也不免要上溯古代以明源流。更重要的是這兩個主題在本書中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相關的。本書的主要旨趣正是要從現代變遷中窺測中國文化的新動向。

本書主要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 論文化超越、文化評論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美國華僑與中國文化、民主與文化重建、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現代儒學的困境、「創新」與「保守」、費正清與中國、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自我的失落與重建—中國現代的意義危機等11篇與文化議題有關的論述。

第二部分包括：陳獨秀與激進思潮—郭著《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運動》序、 資本主義的新啟示—黃著《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序、關於「新教倫理」與儒學研究—致《九州學刊》編者、實證與詮釋—《方以智晚節考》增訂版自序、《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自序、「明明直照吾家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新版自序、「士魂商才」—《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日譯本自序等七本著作的序言。

第三部分的論述怎樣讀中國書？余英時指出，古今中外論讀書，大致都不外專精和博覽兩途。精讀的書給我們建立了做學問的基地；有了基地，我們才能擴展，這就是博覽了。博覽也須要有重點，不是漫無目的的亂翻。

胡適指出，讀書有兩個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一個人要有大學問必須精博雙修，只精不博會一葉障目，而只博不精則好似一張很大的薄紙，禁不起風吹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