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61〕余英時歷史學術文化資源的創新轉化（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第4則：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主要是余英時為紀念其師錢穆（賓四）先生逝世週年而作。（參閱：拙文〈余英時人文主義的通識治學之探討〉，收錄拙作《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六）：人文主義與文化篇》，元華文創，2020年11月，頁199-235，照片如附）。

余英時在書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一文，有詩：「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愧負當時傳法意，唯余短髮報長春。」

余英時詩中述及錢穆走出了自己的獨特「以通馭專」的道路，以及儒學素養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是中國傳統語言的所謂「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

余英時亦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一文，有詩：「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余英時為老師感嘆其一生為中國招魂雖然沒有得到預期效果，但是無論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國的知識氣候，都和當年的「五四」時代大不相同了。余英時認為，錢先生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

余英時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敘述錢先生既已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最後必然要歸宿到儒家思想。錢先生對宋明理學是十分推崇的，但他不能接受理學家的道統觀，其與當代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在儒家思想上是有所不同的見解。

余英時在〈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是余英時原為悼念楊聯陞（蓮生）師而作。以歷史淵源而論，楊蓮生雖與胡適的關係深厚，但他超越門戶之見的在學術上與錢穆交往。余英時係承繼錢穆的史學的取徑，修正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論點指出，其研究取徑是承續了楊師訓詁治史的途徑。

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一文敘述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的演講中，為他的學術文化思想做了一種時代背景與變遷的脈絡梳理。

其餘《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附〈跋語〉）、《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金春峰《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序、《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弁言、壽錢賓四師九十，還有附錄：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附原文）等，在內容上是屬於著作評論、考證和書信方面的文字。

第5則：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是余英時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在他個人的歷史學術文化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歷史與思想》，1976年初版、2015年9月二版三刷，聯經）。

余英時指出《歷史與思想》對他而言，有兩點特別值得紀念之處。第一，是這部選集將他的學術治學取向相當準確地呈現了出來。例如中國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正是全書的重點所在。第二，是他在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他個人學術著作的主要媒介，本書是最早的一個見證。1973至1975兩年，他回到香港工作，這本書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在香港兩年，為了轉換書寫媒介而特意撰寫的。

《歷史與思想》依其論題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與中國政治傳統儒學有關的論述，包括：〈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

第二大類，是與人文主義現代工業文明精神有關的論述，包括：〈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介紹柯靈烏的歷史哲學〉；〈史學、史家與時代〉；〈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等。

第三大類，是與紅樓夢世界檢討紅學有關的論述，包括：〈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