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續談70〕與談李顯裕〈錢穆評說蔣介石之探討〉文

（全民專欄/陳天授）2023年11月14日，警大通識中心主辦、中華民國競爭力研究學會協辦「2023年公民素養與警察教育學術研討會」（照片如附），我受邀擔任李顯裕教授發表〈錢穆評說蔣介石之探討〉的與談人。

除了整理日前連續兩天已經發表於本報全民專欄〔安齋續談67〕〈錢穆的記述政與學關係〉，與〔安齋續談68〕〈錢穆的記述與蔣介石關係〉二文之外，現在我把當天在與談會場上的文字補述如下：

一、錢穆任教於北京大學期間，根據出身北大，來台之後在台大任教的吳相湘教授提到，1933年9月，他進北京大學史學系就讀：

「九一八」以後，北大師長集會商討「書生如何報國」？都以為撰述一部中國通史，以提倡民族精神為當務之急。時文學院一年級中國通史課程，由著名專家分題講授：如胡適之先生講文學史、湯用彤先生講佛教傳佈史、顧頡剛先生講上古史、丁文江先生講中國人種與部族。是這樣名師薈聚一堂，學生自然可以開擴心胸。但試行一年後終發現缺乏聯貫與系統。因此，民國二十二年秋季始業，中國通史課程改請錢賓四（穆）先生一人專講。錢先生曾集中心力，編撰講授大綱及參考資料，每年修改增訂。抗戰之初，根據這些綱要與參考資料寫成《國史大綱》。此書今仍通行，讀者很容易發現是書自開始至終篇都充滿熱和力。事實上，錢先生在北大講授時，真是用全身熱和力來口講手寫。這一課程在第二院大講堂上課，二三百人擁擠一堂，用心聽講作筆記，錢先生無論冬夏，講課時總不時用手帕拭汗。（見吳相湘，《三生有幸》，1971.12.三民書局，頁26）。

二、錢穆於1950年4月發表在《民主評論》的一篇文字。錢穆在〈屢蒙蔣公召見之回憶〉的文中提到，1959年9月，他在國防研究院講「民族與文化」，總統來院召見問他有關於蔣介石有意第三屆總統連任的事，是否有反對蔣連任，並曾公開發表文字？錢穆回答：「無此事。」蔣介石隨起身向書架取書。錢穆說：「總統勿再檢此書，應是我民國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時所寫向政府進忠告，並非為選舉總統事而發」。

這「總統隨起身向書架取書」。這書指的應是徐復觀發行的《民主評論》（1950年4月20日第1卷第21期）。當時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在經費上亦曾受到蔣介石的支助。我查閱他於1976年在香港彙集出版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合訂本，其目錄列有〈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但在文內並未見其文的內容，不知是否有所顧忌而刪了？

另，在《徐復觀文錄（三）文學與藝術》有篇〈寫給中央研究院王院長是杰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談及王世杰批評徐復觀「研究中國的倫理道德，這在學文上算那一門呢？」過去胡適、毛子水先生向他也提出同樣的問題，徐復觀都有做了答覆。徐說他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人，中國思想史中有倫理道德的問題。這一相關主題未來可深入探討。

三、錢穆住在「素書樓」的被迫遷移。錢穆〈屢蒙蔣公召見之回憶〉提到，他在1967年決心回國長住。蔣介石知道之後，命陽明山管理局依他所擇定地點在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旁，向陽明山管理局借租公地，用公帑建蓋「素書樓」。後來在陳水扁總統任內要求錢穆搬出「素書樓」一事，我的看法認為陳水扁的作法其實大可不必。如果我們把蔣介石撥地建樓，視同提供公家宿舍的思維，就不會錢穆搬出三個月之後，即不幸憂鬱過世的情事發生。何苦如此對待一代學人呢！

我所與談李顯裕老師論文，指出該文具有以下的特點：

1.為錢穆接受蔣介石公帑支助的新亞書院提出解說。

2.為錢穆的前有批評蔣介石而後有支持蔣介石總統連任的矛盾說法做了解讀。

3.為錢穆接受蔣介石撥用陽明山用地的建蓋「素書樓」有了原委敘述。

4.為錢穆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與蔣介石之所以施壓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凸顯了蔣介石的器重錢穆才學與他們二人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

我對於該文也提出的建議：

1.錢穆在學術與政治之間關係的釐清，和學術上一生服膺中國歷史文化的「政學合」觀點；並指出實際運作上西方政治文化的「政學分」，這是錢穆一生做學問而不實際參與政治的一分堅持。但如曾任總統府祕書長王世杰的棄學從政，他自述是自己的參政能有助國民黨可以從一黨專政到多黨政治的民主轉型。

2.國史館近日順利將原保存在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的《蔣中正日記》，協商歸返的典藏在國史館，並陸續的整理出紙本書，顯裕老師在本文中充分引用了這份的最新文獻。如果將《蔣中正日記》比之普遍受引用的《胡適日記》。魯迅批評胡適寫日記是寫給別人看的，言下之意，似在提醒引述資料時得斟酌日記的真實性，和考證的重要性。

3.余英時談到老師錢穆的學問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正是史學家所欲追尋的最高境界。太史公報任安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錢穆並不贊成有一家之言的學閥觀點：反之，胡適是認為有學閥的形塑，才足以達到傳承文化思想與闡述學說的目的。（作者現任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