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16〕臺灣治安史隘制的設置與發展（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隘制與治番政策的實施，在陸軍中將乃木治理的所謂「綏撫期」，除沿用、擴張清治時期隘勇制度之外，還善於利用漢族來阻擋原住民族的襲擊；經過兒玉源治理的「警備期」；到了陸軍大將佐久間治理的「討伐期」，對於掃蕩生番更是徹底執行隘勇制。

在治理原住民方面，殖民政府特別注意到山區木材、樟腦等龐大利益。1910年，發動「五年理番計劃」的採取武力鎮壓行動，號稱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對太魯閣泰雅族的攻擊。加上1911年起在全臺番地實施「貸與槍」政策，由日警沒收番民槍彈，再依狩獵需要借其使用。

同時基於統治臺灣的必要性、國防同化的理由、為日本國內過剩人口找出路、作為向熱帶發展的準備與防止臺灣島民民族自覺等因素，殖民政府也進行在臺灣東部的設置移民村。當時官辦吉野村設置之後，又在豐田、林田、賀田、鹿野、池上等花東各地，陸續出現官營或民營移民村。

1915年4月，解除番地武裝以後，無論平地或山地都由警察維持治安，全臺警政體系從此完成，治理原住民政策開始進入「撫育期」。統計截至1914年為止，總督府共設了19所番務官吏駐在所，48所隘勇監督所及426所分遣所，779個隘寮，7座砲台，隘勇線的延長方面已達到436公里，幾乎是圍繞了整座中央山脈。

但是原住民族的抗日民族運動，仍然一直延續。1920年，總督府更以2,000名武力警察圍剿大嵙崁原住民，以及鎮壓發生在沙拉冒分遣所原住民部落的抗日事件。原住民族的抗日民族運動不但未見完全平息，更埋下1930年爆發嚴重霧社事件的遠因。

檢視日治政府1920年以前的族群關係，為了鞏固其外來的殖民政權與壟斷全臺經濟利益，採取「漢番分離」的原則，確立「先漢後番」的統治順序。因此，殖民政府先在鎮壓漢族的武裝抗日到一階段之後，轉而攻擊居住在山越地帶的原住民族。

由於原住民族熟習山地生活和善於運用對自己優勢的地形，迫使殖民政府不得不於二、三個月前公告漢族家庭，徵用一家一人，義務以腳伕名義，強迫加入「討伐隊」，如果家裡沒有男人被徵用，寡婦貧苦家庭就必須只好以四、五十圓代價出賣自己子女，僱用腳伕以代替出役。

這種在帝國主義者眼中只見番地的經濟利益，不把番人當人看待的殖民統治模式，加上操弄漢族與原住民族之間的磨擦，正是導致臺灣存在族群對立的歷史性結構因素。

縱觀臺灣自17世紀原住民族群社會的發展，雖然已從荷西和明鄭東寧王國時期的由分散「部社（落）社會」，進入定居且足以發揮漢人文化特色的民間社會。漢人社會的由點狀擴散成為線面，並隨著漢人與原住民族的通婚，以及漢化生活，實已呈現以漢人為主體的公民社會程度。整個前現代時期族群關係，是一個典型的漢人移民社會走向「土著化」，形塑土著社會的「定著化」的過程。

1860年，臺灣的開港通商，代表資本主義的基督新教文化被准許進入臺灣內地傳教，原住民族早期文化在接受荷蘭、西班牙文化的同時，並與漢族文化同時面對新傳入代表歐洲主流的英、法文化，其融合印證了臺灣經濟社會發展的從異質文化到多元文化的歷史變遷。

檢視這將近150年來隘制政策的實施，雖然有助於責成該管番社協助政府處理邊境事端，但就其防範界外私墾的作用，似乎並不顯著。但也彰顯了臺灣存在殖民與非殖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士紳與鄉民階層之間的文化差異與衝突，亦凸顯了警政治安工具性功能，被統治者充分運用來遂行國家權力，以維護統治者的利益。

臺灣的開發史已從部落經濟，接合到初期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臺灣也一直要到1920年代以後，才呈現以「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的集體意識，對「去殖民」的自覺運動。1920年，臺灣隘制的結束代表著傳統警政治安的走進歷史，近現代警察治安時代的來臨；也代表著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的結束，現代文明啟蒙時代的開啟。

檢討清治與日治階段的隘制、治安與族群關係，日治階段雖然承襲清治階段的隘制，也投入開路、招墾、交易和教育等等，與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的統治手段。然而，清治臺灣實施隘制的撫番政策未能增進國力，日本的治番政策卻能充分榨取山地的政經資源。

清隘制的撫番是基於外患覬覦臺灣，才隨著劉銘傳治臺而積極展開，但政策隨著人去政息。我們與其批評清政府未盡到保護原住民的利益，倒不如說政府整體治臺政策的失敗。日本則是以強大的國家權力為後盾，有計畫而且強制性地侵奪了原住民利益。特別是透過殖民體制的運作，尤其是警察政治的協助，達成軍國主義日本的「富國強兵」目標。

當前臺灣的有形隘制線是不見了，但是族群關係之間的無形隘制線障礙是否也跟著不見了？展望未來，臺灣族群意識與族群關係的發展，隨著1987年臺灣解嚴的政經民主轉型，凸顯多元文化的形成與族群關係的調適，如何從「異己」、「他者」思維，轉化為「自我」、「主體」的融合多元文化與文明，尚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