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19〕近代臺灣日治時期「以軍治警」治安史（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日治臺灣時期所指的「內地化」意涵，主要強調臺灣社會的「日本化」。以下聚焦就殖民政府實施內地延長、共學共婚，和皇民化運動，所導致臺灣社會的內地化加以檢視。

「內地同化」，或稱「內地延長化」。「內地延長化」也就是要把日本內地的社會完全複製延伸到臺灣來之意。1914年3月、11月，板垣退助兩次來臺，與林獻堂等人成立「臺灣同化會」。當時林獻堂接受「臺灣同化會」的設立，其觀念主要受到梁啟超的啟發，他效法愛爾蘭人的抵抗英國，透過厚結日本中央顯要的勢力，以牽制總督府對臺灣人的苛政。

板垣退助所提〈臺灣同化會章程〉的凸顯臺灣人接受「臺灣同化會」宗旨的「享受與日本人同樣之權利待遇」；而在臺灣的日本人則認同「臺灣同化會」宗旨的「化育臺灣人使其與日本人同化」。可是總督府很快就以「妨害公安」為由，命令其解散。蔡培火還因為是「臺灣同化會」成員，被迫辭去公學校訓導的職位。

相對的，反對同化論的陳逢源認為，要將臺灣人的民族性變成跟日本人相同是絕不可能，但是藉由教育和經濟等環境的影響，可以漸漸地變化了民族心理，而使之拿人類共同的理想，來享受與異民族共同生活的利益，這種情況不叫做同化，而是「友聯」。「友聯主義」（federalism）主張臺灣與日本要成為聯邦，前提當然是臺灣能高度自治。

「共學共婚化」指的是「內臺共學制」與「內臺共婚化」。「內臺共學制」係針對控制臺灣殖民教育與教師訓練體系，和箝制臺灣的重要文化活動。1926年，總督府設立文教局，在文化教育政策上，透過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移植日本式的教育，全面壓制臺灣人的傳統漢文教育。

總督府實施對臺灣人不公平的共學化教育政策，卻間接改變了臺灣人之前認為受教育是少數人專利的傳統觀念，建立起每個人都應該接受教育的進步近代化觀念。總督府藉引導臺灣青年從事既賺錢又遠離政治的醫師職業，一方面防止具有政治覺悟，和文化意識的臺灣菁英向殖民政權提出挑戰。

總督府在嚴厲箝制言論和出版自由方面，首先管制新聞紙的發行，要得總督府的許可。過去在東京以周刊方式發行的《臺灣民報》，在1927年8月才開始被許可遷回臺北印行，嗣經改稱《臺灣新民報》，和改版為日刊報紙，這是日治臺灣唯一由臺灣人所辦的新聞報，也是持續刊行最久的機關報。

1941年，總督府對臺灣的言論控制更加緊密，《臺灣新民報》改名《興南新聞》之後，又被迫與其他五家報紙合併為全島唯一的《臺灣新報》。其他即使是日本人出版的雜誌期刊，輸入臺灣時也必須接受嚴格檢查，甚至被禁止進口。

「共婚化」最早即發生在日治之初，鼓勵日本警察與台灣原住民女子成婚的「內緣妻」政策。當時的部分日本警察縱然在內地已經結婚生子，但是在臺灣娶高山族妻子的法律並不被承認，然又有婚姻之實，在戶籍上只能以「內妻」 登錄。這一政策的實施，主要還是為了統治和血緣同化原住民為最終目的。

1933年，通過《內台共婚法》，更凸顯總督府嘗試藉由解決「內臺共婚化」的適法問題，來達成推動「內臺一體」的內地化目標。1937年，中日開始全面戰爭，總督府配合〈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開始實施戰時防務體制。1939年，加速推動臺灣「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皇民化」等三項重要政策。

「工業化」是要將臺灣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殖民地社會，蛻變成為工業社會；「南進基地化」是要將臺灣從原來只屬於後勤，調整成為南進戰略的前哨：「皇民化」則是要改造與昇華臺灣人的人格，使其成為道地日本人，不但可以具備從軍資格，從而建構皇民化等於日本化，等於近代化的思維模式與理念目標。

「皇民化」政策比先前推行「同化會」的內地化運動，在其意義與行動上更為強烈與激進。採取廢止臺灣報紙的漢文欄，積極推行國語（日本語）常用運動，並撤廢偶像、改善正廳、更新牌位、改建寺廟，強制參拜神社，廢止舊曆正月儀式等，以達成改造臺灣社會皇民化的目標。

1940年，開始實施「改姓名」方案，亦即是不論在精神上、形式上都讓本島人（臺灣人）與內地人（日本人）絲毫沒有兩樣之後，始能稱為完全的日本內地化。總督府更配合日本「大政翼贊會」運動，在臺灣成立「皇民奉公會」，強調文學者必須秉持「皇民一員」的信念，以推動臺灣的「皇民文化運動」。

除了先後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一、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臺北召開「大東亞文藝會議」、「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之外，更組成「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凸顯臺灣作家在大東亞文化共榮圈的陰影下，在文學思考創作方面完全失去了自主性。

西川滿《文藝臺灣》，和張文環、黃得時《臺灣文學》的這兩份刊物被迫停刊之後，揭櫫皇民文學大旗的工作改由「皇民奉公會」所出版的《臺灣文藝》接手，來遂行配合戰時體制在刀尖下，寫出歌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行為的「文學創作」。1945年1月，《臺灣文藝》在出版最後一期的時候，皇民化文學運動也隨著告一段落。

以日籍作家為主體的《文藝臺灣》，和以臺灣籍作家為主體的《臺灣文學》，當這兩份雜誌之間的緊張關係，正是凸顯了皇民化臺灣作家的迂迴抗拒與消極批判。這樣建構的「皇民化文學」，是配合警察驅策臺灣人去為「聖戰的完成」而奮鬥，導致楊逵、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楊雲萍，以及較為年輕的陳火泉、周金波、王昶雄等，都在這場文學其名、政治其實的運動中，受到不同輕重的損害和欺辱。

總結中央集權「三政一體」，與地方分權「郡警合一」的治安政策，形塑臺灣警察單位儼然成為「地下總督府」。從「內地延長化」、「共學共婚化」，以及「皇民化」運動等，總督府完全配合來自日本本土的實施殖民政策，並透過警察體系來達成臺灣社會內地化目標，警察成為殖民政策下的工具，致使警察角色有時必須處在台灣人民的對立面。

台灣社會內地化的實施與結果，或許臺灣從來沒有真正與日本本土（內地）制度一致過，但是內地化社會治安受到日本支配文化的強勢壓境與影響，不但導致臺灣社會主體性的消失，更埋下臺灣陷入國族與文化認同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