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32〕臺灣「以警管警」治安史論述稿（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當代臺灣「以警管警」治安社會的法治化。解嚴之後，轉型期的臺灣社會現象呈現出各個文化族群的自主意識，扎根的歷史雖有不同，在價值上是平等的，國家或者族群相互之間都必須尊重這種文化的多元性。

社會性治安已不在只是凸顯環保、原住民、勞工、消費者意識、老兵返鄉、毒品、電玩、簽賭、飆車、消防救災、教改等議題上，而是已經延伸到對整個大地生態、人民居住環境、外勞、外籍配偶的關懷，諸如反核電運動、客家母語文化運動、無住屋者團結運動、民間司法改革運動等。

臺灣多元化社會所引發貧富差距，和多重族群的議題，成為轉型時期臺灣的多元化社會治安議題，各類社會運動也逐漸從直接的反支配的抗爭目的，轉移到提出具體的政策改革，以進行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對話方式，戒嚴時期的激烈社會街頭抗爭已較少見。

因此，將從貧富差距、自主意識、多重族群等三項社會議題所引發的多元化社會治安加以檢視。

（一）社會貧富差距。解嚴之後，臺灣社會所凸顯的貧富差距的現象，其之所以形成實導因於，長期以來政府實施以農業支援工業發展的不均衡政策，以及公營、黨營事業的寡占市場特權，致使社會出現嚴重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象。

解嚴以來，民間社會對於國民黨的黨營事業，和政府主導公營事業的支配，出現了強烈的批判與改革呼聲。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是以發展夥伴式經濟策略，持續以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經濟三化策略」，及科技導向策略的發展高科技工業政策，來因應臺灣社會多元化、美國新保護主義，及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因而持續受到經濟外部不平衡的壓力，更凸顯在勞工、農民，和反核抗爭的社會治安議題上。

勞工運動抗爭的議題，在凸顯解嚴之後，勞資雙方協商的失敗，和勞委會無力解決勞資問題。與原有工會對峙的新興自主工會遂紛紛成立，更暴露接受國民黨控制的工會已無法代表勞工爭取其應有的權益，而日益遭到勞工階級的排斥和不滿；甚至一些跨地區的「工會兄弟會」、「勞工聯盟」、「自主工聯」亦展現其串連動員的運動手段。諸如工黨的成立，及從其組織出走的勞動黨，更使得勞工運動的政治色彩，增加許許多多不可預測的複雜因素。

戒嚴時期臺灣的農會組織也如同勞動團體組成的工會一樣，幾乎完全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支配和控制，未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格代表小農權益與政府展開溝通。解嚴之後，逐漸升高自主性的農業組織和農民團體開始與原有國民黨控制下的農會、水利會等團體分庭抗禮。尤其是各縣市「農民權益促進會」的組織紛紛成立。

1988年5月20日，由雲林「農民權益促進會」主導，起先是單純的農民抗議國民黨政府長期以來犧牲農民權益，提出舉辦農保，及停止國外農產品進口等請願的訴求活動，結果卻演變成為入夜後大規模的城市暴動，估計約有50多名的抗爭民眾被逮捕。同情農民、反對憲警暴力的學者將近二百多人發表「我們的呼籲」。

「520事件」之後，政府對於農民運動的訴求才開始緊張，而認真的面對與回應。最後，該事件所引發的治安議題導致農委會主委的下台，以及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該年底召開「全國農業會議」，同時，為了表示重視農民權益，亦邀請抗爭最力的農權組織參加。

1996年，總統直選，李登輝政權獲得比較穩固的使用「生命共同體」，來論述國民統合理念。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訪問時宣布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如果比較蔣介石、蔣經國與李登輝等三位總統的「中華民國意識」。蔣介石強調中華民國的存在，對臺灣的施政寄望於「改土歸流」的「臺灣中國化」；蔣經國執政推動「臺灣本土化」的寄望於保有「中國情結」；到了李登輝執政推動的「臺灣民主化」已近乎「臺灣在地化」程度了。

2000年，政黨輪替後，臺灣各地強調主體意識的知識份子，和文化界人士的意見團體，開始以南部「南社」、中部「中社」之類的型態組織起來，在「臺灣團結聯盟」（簡稱臺聯）成立之前。2001年6月，李登輝也出席了「北社」的成立大會。接著「臺聯「的外圍組織「李登輝之友會」、「群策會」、「李登輝學校」陸續成立，並尊稱李登輝為該黨精神領袖。

2002年5月，李登輝參加了「臺灣正名運動聯盟」，以「臺灣正名」為訴求在臺北與高雄兩市舉行之遊行活動。10月，「群策會」以「邁向正常國家」為題舉行研討會，明確標榜「正常國家」路線的理念，承續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主張。

2006年8月，前總統李登輝在「臺聯」黨慶後與媒體茶敘表示，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有正名和制憲等法律問題未解決，他不認為一定要用宣佈獨立的激烈方式尋求臺獨，甚至影響其他國家的關係。李登輝強調，過去因為本土與外來政權對抗的歷史背景，才會發生「本土政權」的名詞，但是容易出現分離與對抗，這樣也無法包容國民黨內部有臺灣主體意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