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04〕近世代臺灣政經發展史（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近世代台灣政經發展，在此所指的是1624年，荷蘭人統治台灣以前的政經環境。臺灣面對當時代表西方文明的歐洲，和代表東方文明的中國。先論述歐洲，再論述亞洲。

歐洲在東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由於禁止元老院的議員及其子女直接參與商務，真正從事商業活動的是奴隸，但仍無法斷絕上階層的其從商業中擷取利益，社會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階級組織。

帝國政府對國內工商業雖有諸多管制，特別是礦業，但對外則允許貿易，並以貨幣貶值，拓展出口貿易。茲因過於強調財政重稅與長期征戰結果，雖為羅馬帝國帶來了大量財富和戰利品，也因擴大領土而拓展了市場和取得的原料；相對的，也給羅馬社會帶來奢靡浪費、道德淪喪的負面效果。

中世紀歐洲爭戰不已，東羅馬帝國衰微，回教及基督教文化興起。封建體系維繫的是一種契約性的生產關係，勞役可用來交換，地方領主必須為國王提供兵役以保護王國。重視集團經濟利益的莊園經濟，在社會底層是為社會生產商品和勞務的農奴和自由勞動者，農業經濟缺少移動性，市場規模小，只能以自給自足方式維持生計，加上受到倫理教條常含有抑制慾望的影響，阻礙了經濟生產。

然而，貿易利益越來越鼓勵於擴大範圍的經濟活動，形成13世紀至17世紀間北歐一些城市組成「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商業公會組織，以控制市場、壟斷貿易和確保會員利益。14世紀的「漢薩同盟」是組織德國商人，在西歐和地中海東部地區進行商貿活動，交易項目涵蓋農業生產、冶鐵和一般製造。

大約在同一個時期，出現有所謂「商人探險隊」（merchant adventurers）之稱的生意人，開始從事於組織英國生產的羊毛和布匹，並將其產品銷往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三個低地國（low countries），和其他地區的商業交易活動。

當時的威尼斯則以魚、鹽的利益在波河（Po River）及亞德里亞（Adriatic）近海建立交易市場，並逐步向東發展，商品的項目由食鹽的供應推展到食糧，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商業中心，也是歐洲最大的奴隸交易市場，形成威尼斯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純為商人的共和國，形塑政府結構正如一家公司的企業組織，統領就是總經理（CEO），參議院就是董事會，人民就是公司的持有人。

1252年，義大利佛羅倫斯的首先發行金幣，成為世界金融的交易中心。銀行開始以放高利貸方式獲取暴利，導致1343年到1383年間，爆發佛羅倫斯借貸給英國國王，被愛德華三世賴債所引起的經濟危機；加上，1315至1317年間，遍及西歐各地的饑荒，和1347至1351年間，黑死病（鼠疫和肺炎）的侵襲，使整個城市的人口銳減，影響經濟發展。

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1488年，葡萄牙人通航經過好望角，截斷紅海的交通與貿易，促使遠東的產品環繞非洲進入西歐，因而結束地中海區域的經濟興盛。加上，之後十字軍的東征，大規模軍事行動前後7次，歷時200年，終致教皇（會）權力的式微。然而，其長期商業活動所建構完成的商業法律規範，仍然深深影響資本主義的發展。

近世歐洲由於具有優良的航海技術、個人主義興起、主權的擴張，以及充沛的物質條件，而能不斷的對海外拓展，經濟活動的範圍和型態不再以城邦為主，而轉以國家為中心，因而活動範圍由地中海地區轉向大西洋。

加上，世界地理大發現，對商品航路的開闢、海外殖民地市場的開發等都對經濟發展有所助益。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實施重商主義的強調經濟發展，不再只是純為創造個人利潤與國內市場競爭，替代而起的是以國家為中心，以及海外貿易的經濟發展；而在法國、德國等實施重農學派的強調市場競爭，以及政府所實施的經濟政策，對於促進農業展具有正面的意義。

近世歐洲的荷蘭，在順利擺脫君權和神權的政治控制之後，政府政策隨著產業發展的生產趨勢，傾向於唯物主義、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充滿著冒險與投機的性格，遂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歷史密不可分。

荷蘭發展商業目標，是接續葡萄牙挑戰地中海的貿易壟斷利益。荷蘭不以暴力手段，而是以船舶技術和增進組織效率優勢所引發的價格競爭，取代了義大利威尼斯城市在奢侈品的獨占市場地位，並將其貿易利益從大西洋水域推展到東方亞洲國家的印度和整個印度洋海域。

1602年，荷蘭籌組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經營東方的貿易，以國家型態的武力為後盾，拓展其海外殖民地的經濟發展；1609年，更設立阿姆斯特丹銀行，接受各種貨幣存款，並給予存款人以自己所指定的一種等於荷幣的信用貨幣，登記於帳簿之上，存款人即以此信用與人交易，顯示歐洲初期信用貨幣的流通，確實掌握金銀為保持國家財富與經濟實力的目標，也因而金融流通的結合現代商業組織與技術，更將帶有政治資本主義的特性，向外擴展殖民地，這期間包括1624年至1662年的統治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