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114》余英時先生重要著作提要(七)：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全民專欄/陳天授）余英時重要著作之一：《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1987年元月初版，2007年4月二版二刷，聯經出版，248面。

本書特別的地方，就是全書主文除了分為上、中、下三篇的文字之外，另外余英時老師楊聯陞為其寫前序〈原商賈－余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與劉廣京寫〈後序：近世制度與商人〉，余英時自己寫的〈自序〉和〈序論〉。

上述文字有助於讀者對全書脈絡的理解。余英時在〈自序〉中指出，本書所研究的是明清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他們的階級自覺和價值意識，特別是儒家的倫理和教養對他們商業活動的影響。這是現代中日社會經濟史學家所比較忽略的問題。

本書上篇：〈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分新禪宗與新道教等2部分，加以論述中唐以來的新禪宗和宋以後的新道教。

本書中篇：〈儒家倫理的新發展〉，分新儒家的興起與禪宗的影響、「天理世界」的建立－－新儒家的「彼世」、「敬貫動靜」－－入世作事的精神修養、「以天下為己任」－－新儒家的入世苦行、朱陸異同－－新儒家分化的社會意義等5部分，加以論述新儒家和新禪宗的關係，以及從程、朱到陸、王的發展。

本書下篇：〈中國商人的精神〉，分明清儒家的「治生」論、新四民論－－士商關係的變化、商人與儒學、商人的倫理、「賈道」、結語等6部分，加以論述商人和傳統宗教倫理，特別是新儒家的關係。

本書附錄：〈韋伯觀點與「儒家倫理」序說〉，是從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來加以敘述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

中國經濟社會史溯自15世紀以來，「棄儒就賈」已是普遍出現的現象。換言之，明清時期的中國也可以說是「士魂商才」的時代。不過中國的「士」不是日本的「武士」，而是士大夫的「儒士」。

余英時認為有清一代的考證運動，在儒學史上發揮了一個十分重大的功能，就是將「道問學」的強調知識或學問的價值，不再只是宋明理學強調「道問學」是為「尊德性」服務的論調。

余英時除了避言新儒家以中國文化可以開出民主論的說法之外，他雖然與新儒家同樣都關心「傳統與現代化」的議題，特別是其所涉及中國文化在西方衝擊之下的轉型，然余英時是從史學關注具體歷史的「即事以言理」，把儒家歷史學當作儒家人文主義的基礎，在這方面他是比較接近於徐復觀的激進儒家思維。

余英時對於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呈現的歷史現象，諸如現代企業與社會關係的形成、組織與發展，對於私利的定義與價值的肯定，以及經濟利益的倫理與道德之間的分際，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功能，在本書裡都有深入的論述。

他也特別針對中國社會自宋代以來，宗教思想的入世轉向發展及其與中國商人精神之間關聯性提出了見解。楊聯陞在其〈序〉中指出：「近二三十年來，明清社會經濟史，已有不少收穫，研究仍在逐步深入中。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曾引起不少討論，現在塵埃似已大致落定，亟待新的構想指引。英時此書，貢獻正得其時。」

余英時認為儒家思想是不可能當作意識形態的，不可能用它來規劃公共領域。對於資本主義的只有「手段合理」，而社會主義只有的「目的合理」，兩種合理都達到自我矛盾(paradox)，如果由此推論到儒家倫理和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的關係，他認為後者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當今「儒學資本主義」的概念是否可以形成？值得深入探討。譬如在中國的明末清初，從16到19世紀商業特別發達，商人的地位也提高，哪為什麼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和儒家倫理及思想有沒有關係？有的話，是什麼關係？沒有的話，中國商人的精神淵源又是從那裡來的？

所以，1976年8月余英時在台北時，也特別呼籲學者從比較思想史的立場，留意東亞國家日、韓、越等儒學的發展。我在2017年出版拙作《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一)：資本主義與市場篇》，其中就特別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台灣各歷史階段的關係與發展，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