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張道藩筆記19】文藝創作需要政策嗎？

（全民專欄/陳天授）回溯1950年3月起，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即在政綱中列入文藝工作一項。1953年，蔣中正總統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提示，〈民生主義社會文藝政策〉的重點與方向，對各項文藝工作都有極其明確的指示，為其後的「戰鬥文藝」運動，展開了主導作用。1956年1月，國民黨通過「展開反共文藝戰鬥工作實施方案」，正式開啟了國民黨文藝政策的時代。

1965年4月，國防部為運用文藝力量，加強文化作戰，乃於台北北投復興崗召開「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發起「國軍新文藝運動」，並在〈國軍第一屆文藝大會宣言〉中強調：「尤其是新文藝運動深入軍中的每一個角落，真正確實地做到了兵寫兵，兵演兵，兵畫兵，兵唱兵，這不僅鼓舞了軍心士氣，而且對社會發生了「正人心，除邪說」的輔導和影響作用」。

1965年11月12日，設立「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管理委員會」。隔年，改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由王雲五、張道藩為正、副董事長。基金會獎勵文藝創作，和鼓勵各大學校院博、碩士生研究孫中山先生思想。

周伯乃先生回憶：「當年我還領過該基金會的補助出版費，並出版了不同版本的《現代文藝論評》（如附1.2）。周伯乃先生對其出版該書，有極詳細的記述：「《現代文論評》一書面題字，是請時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谷鳯翔先生題字，董樹藩先生任其辦公室機要秘書。後來，我蒙鍾雷先生任總編輯，董樹藩先生任副編輯；當年《中央月刊》編制尚有陶崇義専門委員、陳桃芳専門委員、夏以貴先生及我與王祿松、吳健民三位特約編輯。組織蠻龐大！是由原本《中央半月刊》改組成的；因為銷售量極高，將近85,000份。」《中央月刊》是當時代表國民黨的刊物，主要傳播黨的思想與政策。

1966年3月，國民黨在九屆三中全會中通過「強化戰鬥文藝領導方案」；12月，在九屆四中全會中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將「繼續倡導戰鬥文藝，輔導各種文藝活動」；隨後，陸續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及教育部文化局；1967年12月，在九屆五中全會中通過「當前文藝政策」。

隔年5月下旬，蔣中正總統在舉行的「文藝會談」中，特別指出：「……今天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路向，必須使民族文化與時代精神結合起來，以把握務本與求新的原則，而增強其承先啟後的責任。同時，基於時代精神與革命任務的配合需要，更要促進文藝與武藝的結合，加強文藝的戰鬥力量，使其一方面擔當起三民主義政治作戰與心理作戰的前鋒，一方面力挽當前偏頗頹靡以及畸形發展的文藝逆流，而將其導向於三民主義新文藝的以『仁』為本的主流。」

檢視1950-1960年代期間，中華民國文藝政策從「反共文學」到「戰鬥文藝」的制定與實施，對國家社會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功能。周伯乃先生指出：「戰鬥文藝是比較積極性的文藝，因為當時大陸撤退來的不僅僅是六十萬大軍，同時也有很多知識份子、文藝作家、詩人、小說家、商人、公務員，以及流亡學生！在那大時代裹，難免有些失落感，再加上貧窮、苦難，所引起的苦悶、悲觀氣氛，因而造成嚴重的沒有明天的悲情！因而，文藝界人士為了改變這股頹廢觀念，乃積極推動奮鬥向上精神！所以，為了配合政府推動克難政策，乃有戰鬥文學，鼓勵大家奮發向進的精神！因此「青年戰士報」副刊主編吳東權先生，召集文藝界人士，包括詩人、小説家、散文作家、劇作家⋯⋯全力批判頹廢小説，包括詩歌、散文、戲劇……等等。而音樂界、廣播界也批判糜糜之音的歌，掀起一股熱潮，席捲了台灣文藝界、戯劇界、音樂界！逐漸有了西洋文學，含小説、詩歌引進，包括出版商；大量翻印大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翻譯的外國小說、詩歌，出版面世，反正沒有版權問題，書商也樂得影印出版！而這股風潮影響了許多讀者喜愛大部頭的世界名著，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蕭霍洛夫的《靜靜頓河》、海明威的《戰地鐘聲》。」

「戰鬥文藝」政策的受到批評，在周玉山教授編校《文學與歷史—胡秋原選集第一卷》中，胡秋原指出：「全體而論，沒有文藝政策是成功的。……有憲法保障思想著作之自由，有刑法制裁危害社會之活動，及無文藝政策之必要。如要有文藝政策，那便是在憲法範圍內對學術文藝作一般鼓勵，攻擊研究、創作的便利，解除寫作的困難，保持自由創作、自由批評的風氣。文學的標準首先必須是文學，而批評首先必須是批評。」

曾任《自由中國》雜誌文藝版主編的聶華苓女士，在其《三輩子》的回憶錄一書中寫道：「那時台灣文壇幾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難看到反共框框以外的純文學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灣文壇。《自由中國》絕不要反共八股。郭衣洞（柏楊）的第一篇諷刺小說〈幸運的石頭〉就是在《自由中國》登出來的。……當年有名的作家，如梁實秋的《雅舍小品》所有的文章，吳魯芹的《雞尾酒會》所有的文章，朱西寧的《鐵漿》，陳之藩的《旅美小簡》，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等等，都是在《自由中國》發表的。《自由中國》文藝版自成一格。我在台灣文壇上是很孤立的。」

曾是國民黨籍立委、香港《自由人》三日刊重要成員之一的胡秋原先生，和《自由中國》雜誌文藝版主編聶華苓女士，等於是代表1950-1960年代對國民黨政府實施「戰鬥文藝」政策，所提出的言論性批評，這也顯示「戰鬥文藝」政策已經面臨挑戰與轉型的時刻了。（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