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余英時筆記1〕與談李博士〈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文

（全民專欄/陳天授）這篇文稿是2021年11月23日，我在警大通識中心研討會上擔任李顯裕博士發表〈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一文的與談人。現在我利用這機會把發言的內容整理成文字，藉此，也感謝主辦單位和李顯裕老師的邀約，讓我參與了這主題的討論。

顯裕文提到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關係，《余英時談話錄》（頁175─183）中，余英時談到他對新儒家徐復觀的看法，他說：

殷海光得癌症的時候，他的論敵徐復觀托金耀基把三千塊錢送給他。徐復觀這一點很好，雖然是思想上的論敵，互相罵得一塌糊塗，這個時候表示同情，很有義氣。1950年代開始，新亞書院辦新亞講座，請各種人來演講。後來徐復觀從蔣介石那兒拿到錢，辦《民主評論》，那算是香港一個重要的媒體。

余英時對徐復觀儘管他們在儒家思想的見解上持有不同觀點，但余英時對於徐復觀的待人處事，尤其當他獲悉主張全盤西化，而且常在《自由中國》雜誌為文批評他的殷海光不幸罹患胃癌時，仍特別托好友捎去慰問之意，充分展現文人惺惺相惜的情感。

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爭論，有部分因為受到他老師錢穆不在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的文化宣言上簽名，和其在學術思想上見解不同的牽連因素之外，其中還糾葛新儒家思想胡適自由主義，胡適當年的引薦錢穆進北大教書，乃至於籌辦和經營《民主評論》，在經費上受到國民黨蔣介石的默許與支助。

尤其處在戒嚴時期「兩蔣時代」的1968年、1974年，錢穆、余英時師生先後分別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等等錯綜複雜因素，亦是研究新儒家等人忌妒錢穆、余英時師生在學術上成就的不可忽略因素。

顯裕文亦提到，余英時是以從中國傳統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去尋求中國傳統思想的資源，並在此基礎上去尋求其創造性的轉化，以銜接西方現代社會的文明價值，這種取徑，或許比新儒家從「心性之學」出發去建構純抽象思辨之路，應來得更具體，也較能使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課題之解決，較為平順、踏實。

我們可以說余英時的儒家思想，乃至於學術思想體系是結合錢穆對中國文化執著，與胡適對西方實證科學優點的融合而成的一家之言。余英時在學術思想上的並不認同新儒家在思想文化傳承上的形塑學閥派別。余英時有如業師錢穆的不立門戶，可是從現在余英時思想受到當前華人世界的影響已蔚成一股「余英時學」熱潮。

顯裕文提到，余英時認為「當代新儒家不能為中華文化帶來轉機」，他認為新儒家所長的形上學，「不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對現實也無能為力」，因為「太講形上學的問題，卻忽略了日常實踐的問題。」

《余英時談話錄》（頁60─61）中，余英時指出：

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年，使我對歷史的看法不是那麼天真。我覺得理論沒有那麼重要了。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要知道人的複雜性。換句話說，對人性的瞭解深入了。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不能聽他講理想主義的話就真的以為他是理想主義者，從頭到尾沒有現實考慮。幼稚的理想主義不復存在了，要慢慢看到實際的利害、人事、私人考慮、各種動機。從前我讀歷史的時候，不容易在這方面深入，好像看一個大趨勢，其實大趨勢沒有甚麼用。真正懂歷史，要懂得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具體的結構。光是在書房裡念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

余英時在中文大學改制風波，給他帶來很深的感觸，認為「光是在書房裡念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他對於新儒家太講形上學，卻忽略了日常實踐，是不能為中華文化帶來轉機，也不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對現實也無能為力。

用現在的話：狹義的新儒家提倡的道統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氣的。余英時認為，現代儒學必須放棄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然後儒學才真能開始它的現代使命，即明清儒學所開啟的「日用常行化」、「人倫日用化」，乃至於「現代人間儒學」的觀點。

如果從「文化即日常生活實踐」的文化資源創新轉化，當前台灣產業界正夯的流行「文化創意產業」和「美學產業」，那中華文化和儒家文化在中華民發展的「本土化」未來性如何？余英時有「當代胡適」之譽，胡適、林語堂、錢穆與余英時等學人的文化資（遺）產可有轉化成「文化創意產業」或「美學產業」的一門顯學嗎？這是我非常期待的。（參閱拙作《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六）：人文主義與文化篇》中的〈余英時人文主義的通識治學之探討〉、〈徐復觀激進的儒家思想與本土化思維〉等二篇，頁199─291）。

以上，是我拜讀李博士的這篇論文，和擔任與談人的一點感想，就教於各位。（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