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余英時筆記3〕與談李博士〈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文（下）

（全民專欄/陳天授）這篇文稿是2022年11月15日，我在警大通識中心研討會（如照片1）擔任李顯裕博士（如照片2右）發表〈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論文的與談人（如照片2左），是初稿，因文長，我先整理分（上）、（下）刊出。今天刊出（下）續完。

四、自由與容忍

顯裕老師引，余英時用「為仁由己」談「自由」的中國涵義，用「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談「容忍」的必要性，用「理重於勢」談中國傳統的「士」並未向政治權威屈服。這是余英時肯定胡適對自由主義一生的堅持，也印證胡適思想並不是主張「全盤西化」的。

我認為胡適思想會受誤解為主張「全盤西化」，是因為他早期常介紹「西洋文明」，或使用「工業文明」等字眼。所以，1960年代前後《自由中國》雜誌的殷海光，和《文星雜誌》雜誌的李敖，在介紹胡適思想時，常常會提到胡適思想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長時間下來，這種認知在台灣社會普遍被接受，我認為這對胡適的自由主義精神是有誤解的。現在介紹「西洋文明」、「工業文明」，改使用「現代化」是比較中性的名詞。

胡適常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還有「和比戰難」，也凸顯他包容性人文的自由主義精神。

五、知識分子與知識人

顯裕老師文提到：胡適所處的時代，是從傳統的「士」過渡到現代「知識分子」的階段，而余英時所處的時空環境，已是現代型「知識分子」的時代。

有關現代型「知識分子」，余英時在其《余英時談話錄》中指出：「知識人」這個名詞是我現在提倡的。……2002年正式提出來的。以後我就盡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分子。……從前「知識分子」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後來就變質了。……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頁226）。

我認為，余英時接受胡適自由主義精神的予以生活化的型態。余英時的「知識人」是強調對「人的尊嚴」的取代「知識分子」一詞。余英時提倡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以善盡社會責任。我閱讀2022年6月，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顏擇雅編，余英時著《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頁28）一書，已普遍使用「知識人」一詞。

五、未來可再深入探討的主題

1. 親情與敵人。顯裕老師引，《胡適日記全集9》：1958年1月16日，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到紐約訪問胡適，胡適在日記中是這樣記述的：「潛山余協中來訪。他是用Refugee Act來美國居留的，現住Cambridge。他說起他的兒子余英時，說Harvard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聰明，說他的前途未可限量。」

我建議：顯裕老師如果可以的話，在探討余協中、余英時父子與胡適的政治層面之外，不妨再深入分析余英時在1964年與陳淑平女士結婚後，是否受到他岳父陳雪屏與胡適關係的影響，特別是陳雪屏來台之後與國民黨要人王世杰、陶希聖、杭立武等之間的互動，或許有助於釐清為什麼在1980年代年後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可以在未解嚴的管制言論自由的情況之下，大量刊登余英時有關政治評論的文章？

余英時說：「我對蔣經國的印象一直不好的，很大原因是他是蔣介石的兒子，父傳子我不能贊成。他最早是要把自由派勢力幹掉，壓迫《自由中國》雜誌他是有分的，早期他是民主的敵人，但是後來慢慢覺悟，能有改進，就值得稱讚。」（顏擇雅編，余英時著《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頁252）。

2. 自由與專制。顯裕老師文引，余英時〈胡適思想的新意義〉：「……他〔指胡適〕反共意志的堅強，是更值得我們景仰的。他是中國反對共產主義最早期的理論家之一；至於他在抗戰前夕，當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這一批人力捧蔣介石獨裁的時候，毅然不屈不撓堅持民主主義到底，尤其表現出一位自由主義大師應有的風格。」

我建議：顯裕老師在這部分可考慮加入討論：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的「新式獨裁」，與胡適「政權統一不一定就是獨裁政府」的論辯，來凸顯胡適與後來余英時的強調自由民主觀點。又，蔣廷黻（屬意）慫恿胡適出面號召自由主義者的籌組「中國自由黨」，來參與實際政治的關心國事做法。從近代中華民國政治民主化歷程的政黨競爭與制衡角度，亦值得深入探討的主題。

3. 政治與學術。顯裕老師文引，余英時〈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提到，作為一個學人，胡的自由主義的重心也偏向學術與思想，與實際政治終不免有一間之隔。儘管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局勢逼使他不能不在政治上作出明朗的抉擇，但他的自由主義從未轉化為政治行動。由於他是一個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他完全可以作到讓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使兩個領域不相混淆。

我認為：政治與學術很難使兩個領域不相混淆，如果胡適的擔任駐美大使和中央研究院長不被認為是參與實際政治的話，我可以接受胡適與余英時都可以做到了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

在這方面或許有些時候或介入的程度上，我還是滿支持徐復觀「政治與學術」關係的論述，當然我也可以理解余英時會贊同胡適的支持《自由中國》雜誌，而不支持《民主評論》雜誌徐復觀的批評胡適的言論。余英時甚至在晚年的談話錄指出，徐復觀痛罵胡適並不是單獨上陣，與他並肩作戰的人多得很。（參閱《余英時談話錄》，頁260）。

余英時到美國留學之後，除了有度回香港擔任新亞學院校長之外，幾乎就留在美國從事教學與研究的學術工作，我認為胡適與馮友蘭因受到他們老師杜威的影響，他們關心政治勝過哲學（學術）。在這一部分正是余英時的特點與長處，他真正做到了「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在這方面余英時正如他的錢穆老師一般，要比胡適、蔣廷黻、林語堂、陶希聖等人來得符合「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的理想目標。

4.學風與門派。最後，我想說我的一點感觸，不過我還是先引2019年7月7日，《聯合報》刊登了魏可風的一篇〈百年前的燎原星火〉，該文內容雖旨在推薦《杜威的三十二堂課，胡適口譯，百年前演講精華》。魏文的最末提到：「師承杜威的胡適後來成為主導台灣民主思想的大儒。區區一個學者憑甚麼能耐星火燎原？只因一代代的優秀學生們總能成為老師寬闊哲思的後裔。」

我想余英時師承胡適，王汎森師承余英時，李顯裕師承王汎森，我做如是觀，也樂於期待。正如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rei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描述自由市場經濟路上小徑的自然形成。（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