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46〕台灣警政發展史綱（十七）

（全民專欄/陳天授）四、台灣文學中的治安記述

台灣的歷史社會由於長期以來，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和戰後戒嚴體制的影響，迄今仍然有著觀念迷思，始終認為現代警察還只是停留在「維護政權」的角色，並未能隨著解嚴後國家體制的轉型民主化，深切體認警察角色發揮的服務性功能。

拙文〈繼《台灣警政發展史》之後—參加「警察通識教育圓桌論壇」有感〉（參閱：《警大雙月刊》174期）指出，我們可以回溯檢視日治時期歷史與文學的發展，諸如：賴和於昭和 1 年（1926 年）2 月 4 日、21 日發表在《台灣民報》〈一桿「秤仔」〉文學作品的描述惡警察形態。

吳濁流從昭和 18 年（1943 年）開始撰寫《亞細亞的孤兒》這部小說，一直到 1945 年的二戰結束，他在該書的〈自序〉中特別提到，他家前面就是警察署的官舍，那裏有熟悉的特高警察（思想警察），他為防萬一，每次寫滿幾張稿紙後，就將它暗藏置於炭籠底下，趁機再將稿子疏散到鄉下老家的不安情境。

「鹽分地帶文學」的奠基者吳新榮，他於昭和 4 年（1929年）因為涉及日本「四一六事件」，而被日警拘留淀橋警察署 29 天，父親吳萱草則於 1947 年以涉嫌「二二八事件」，和他自己又於「白色恐怖」時期受「李鹿事件」之累，造成父子先後入獄的悲慘境遇。

鍾理和在〈祖國歸來〉一文指出，在壓迫與威脅之下，於是台灣人就不能不離開住慣了的祖國，回到台灣……難道台灣人五十一年奴才之苦，還不夠嗎？難道台灣人個個都犯著瀰天大罪，應該株及九族的嗎？這是鍾理和戰後回歸祖國卻強烈感受到祖國政府和人民對台灣人不友善，由於對祖國幻滅，鍾理和才會改變當初原本已經誓言不重返家鄉的想法。或許這也影響了後來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弟弟鍾浩東的涉入基隆中學案遭槍決的事件。

賴和和吳濁流兩位文學家作品代表的，是日治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和台灣文學苦境；吳新榮父子遭遇彰顯的，是不光在日本被警察逮捕，更感觸於國民政府在光復台灣之後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另外，鍾理和的歸鄉情節和其弟鍾浩東遭槍決事件，皆因社會瀰漫「白色恐怖」陰影的治安意識所造成。

檢視他們的文學作品中，除了流露著這段不幸歷史的沉重痛訴之外，亦遂其筆鋒對部分警察不良行徑的描述，往往又加深社會對警察的刻板印象，形塑了國人的歷史共同記憶，導致今日我們更要以嚴謹態度來面對日本殖民統治，以及戒嚴威權政體下，台灣人身處的時代空間與走過的生命歷程。

加強警察通識教育，來釐清這段與警察形象密切關聯的歷史與文學，及其背後隱藏的獨特背景，和深層意涵就顯得特別重要。就以我課堂上講授「台灣治安史」和「台灣政經發展史」為例，當準備教材和書寫到日治時期台灣警政發展時，重要的參考檔案文獻之一，就非選擇介紹《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這套書不可。

對照光復以來有關中華民國警政史料的整理，除了 1989 年國史館出版《警政史料（一~五）》，和在 1995 年由警政署編印《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警察大事記》之外，由警大出版的專書已有 1971年由當時中央警官學校彙編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警察》，和 2013 年由警大章光明教授主編的《台灣警政發展史》。

再加上之前通識教育中心建置中的「警學知識庫」和「歷史警學知識庫」，警大已經肩負完備中華民國警政發展史的撰寫與出版，不但彰顯了警大的學術地位與特色，更充實了國內外人士對於「中華民國警學」研究的學術環境。

1953年，胡適應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演講的一段話引人深省。胡適指出，文獻會是替台灣做歷史，替台灣保存史料，原料保存的多，則愈有價值。他並說：

二二八事變是一個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經過如何？也不能不討論這個問題，要避免有主觀見解，能夠顧到客觀環境。關於二二八事變事情，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總要儘量保存這個史料，並發表其可發表之資料，以留真相。

如果至今台灣社會仍然有人對警察形象的認知，尚且只會去強調日據「警察大人」、「政治警察」維護政權的「工具性」，而有欠公允地避談警政對國家發展的「現代性」、法律的「專業性」、社會的「服務性」功能，那從文學與歷史學來涵化警察通識人文素養的教育責任就要更加沉重了。

警大如何再繼出版《六十年來的中國警察》和《台灣警政發展史》之後，再來一次群策群力的特別彙編一套《日據時期台灣警政發展史》，以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治安史知識庫系統」，或是「台灣警政發展史知識庫系統」，我想這將會是警大「誠園」再創一件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成果。（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