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續談12〕「臺灣本土化」不是要「地方黑金化」

（全民專欄/陳天授）近日來，觀察2024年總統大選的有關各項活動，民進黨、民眾黨、國民黨等三個主要政黨，除了都已分別提名了賴清德、柯文哲、侯友宜等三人，代表各該黨的準備未來參加中央選舉委員會的辦理登記，和加入競選的行列，以爭取選民的投票支持，並贏得勝選的登上總統大位。

目前的三位政黨提名人，也陸陸續續提出了各代表所屬各政黨的競選政見和攸關國家發展政策。比較凸顯的是：民進黨賴清德針對選民會有疑慮「台獨金孫」的提出國家定位；國民黨侯友宜針對選民所期望如何發展經濟議題的提出核能政策；民眾黨柯文哲針對選民關心如何解決當前青年議題的提出就業政策。

檢視三位政黨提名人都非常重視選民的意向，這也是凸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可貴之處。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也是議會政治。既然如此，我想從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地方政治的「在地化」與「本土化」討論，如果我從加入當地的元素，並且受到當地人接受與認同的角度而言，其意涵是相同的。

「在地化」或「本土化」的討論，多年來，我發表了多篇有關台灣本土化的文字，如〈近代台灣發展本土化的變遷〉，收錄在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三）：自由主義與民主篇》；和最近一篇〈蔣經國時代「本土化」的歷史意義，收錄在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七）：政治經濟學與本土篇》（照片如附）。

在此，我舉目前國民黨提名人侯友宜，其所面臨地方議會中仍存有極少數議員的持觀望態度，或甚至於有議長、副議長出來持反對雜音，其等所對外發表言論的角度來分析。

從權力分配的角度，回溯黨國體制時期的國民黨「本土化」，就等於是中華民國「本土化」。當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和隔年蔣經國的接掌行政院長，就啟動了「台灣本土化」的政策。這也是政府自1950年代以來所受制於臺灣發展的內部，一直存在國家認同與族群意識的問題，尤其「臺灣獨立」的訴求，似乎與臺灣民主運動形影相隨。

1972年，蔣經國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後，新的權力組合已初步逐漸形成。政府在同時面對國內新興團體要求改革的呼聲，國民黨深刻了解到本土化政策乃是臺灣未來永續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關鍵。

蔣經國主政不得不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擴大名額方式來容納更多本省地方派系人士及政治精英參與中央決策。到了1977年已有大量臺籍政治精英經由黨務、行政，或選舉管道進入國民黨的中央權力體系，臺灣政治精英的結構特質，亦因而逐漸由1950年代的革命精英，經1960年代的技術官僚，到1970年代的本土化精英。

蔣經國實施的本土化政策隱含必須面對「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政治現實。

尤其是1950年代與1960年代期間，就已經出現雷震等《自由中國》雜誌人士的籌組「中國民主黨」，蕭孟能、李敖等人《文星雜誌》，以及後來《大學雜誌》的強烈政治改革訴求，在在觸動執政當局的威權政經體制。惟其活動仍囿於中國體制內的改革運動，基本上仍不脫傳統士大夫知識份子的論政或書生報國。

直到1975年8月《臺灣政論》創刊，由於主導者完全由臺灣本土政經精英組成，訴求主題已經隱約可以看出較為鮮明的臺灣意識。1977年地方選舉所引發的「中壢事件」，更誘發反對運動群眾，以激烈抗爭手法的抬頭，到1979年9月《美麗島雜誌》的創刊，不但突顯臺灣意識，並且主張改革體制的群眾激進抗爭路線，終於在同年12月發生「美麗島事件」。

體制改革運動顯示了民間社會已普遍從省籍權力分配、社會利益分配，及政經主體性等實際結構和意識型態層面，直接向執政的權威體制挑戰。1987年之後的解嚴、開放組黨等一連串改革措施，特別是1996年總統直選結果，由本省籍出身的李登輝當選中華民國，可說是國民黨在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的本土化之後所完成中華民國本土化結果。

總統直選結果本土化完成的告一階段，緊接著李登輝總統被批評最厲害的是，因為他的大量引進地方型政治人物到中央黨政的決策單位來。由於良莠不齊，導致被批評李登輝主政的與「黑金掛勾」，終致2000年的政黨輪替。從國家發展的角度，是臺灣進入了民主化的一個新階段；就國民黨而言，則是失去執政的權力。

當前三位政黨提名人都是屬於戰後出生的一代，也可說都是臺灣土長土生的一代，甚至於我們可以說他們都是本土化（型）的政治人物，我們真不希望「台灣本土化」的結果，將本土型人物的提名人視認為「地方黑金化」，這不是我們所要推動地方自治和實施民主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