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02〕〈導論〉（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向度（dimension），基本上可區分為：動態（dynamics）與靜態（statics）二種。動態分析（dynamics analysis ）是偏向歷史發展分析，它是縱向（vertical）的探討，可以檢視政治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對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或個案的分析，從歷史發展過程的進化觀點，可以得知發展的動力因素與其長期政治經濟的互動關係。

靜態分析（statics analysis）是水平橫向的研究，偏向社會政經結構與制度的互動關係分析，注重結構或制度因素的改變，諸如政策改變、失業人口增減、人口成長、勞資關係，與工業化等等，對整個國家與社會的全面影響，以及尋求因應政策，進而調整其間的結構性關係。

承上論，政治經濟學則是整合了動態分析與靜態分析的理論，而建構成為所謂的「歷史結構分析法」（historical-structural analysis）。透過政治體制（polity）與經濟體制（economy）的兩個制度性的結構關係，政治體制已變成一種經濟化的過程，且是一個權威與權力的系統；而經濟體制已變成一個政治性權力系統，且是一種經濟合理化的過程。

政治經濟學的整合政治與經濟的研究原則，以便瞭解全球或國家的政經發展。在西方近代社會，自從1453年東羅馬帝國解體，並歷經14世紀至16世紀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與起源於16世紀中葉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的兩大文化運動，其終結歐洲中古世紀以來，所發展出來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在其民主文化意涵上是充滿政治的國王專制，與經濟的封建主專制。

19世紀的1848年，西方社會也因為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發表〈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揭櫫共產主義思想。它是以資本主義的反命題作為思考基礎，建立起極權主義的大標誌。其在政治上凸顯了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乃至於極權國家的紛紛出現；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則導致充分代表了貪婪資本家的政經利益，也因此形塑的凸顯了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問題。

檢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20世紀的1930年代至1960年代，其仍然沿續著自由與平等之間爭議的熱門話題。1945年4月29日，傅斯年發表於重慶《大公報》〈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的文章指出：

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而促成這兩事者是物質和精神的進步。百多年來，自由主義雖為人們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卻幫助資本主義更形成了經濟的不平等，這是極可恨的。沒有經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問平等，不管自由，那種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來，而且沒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因為沒有自由便沒有進步了，所以自由與平等不可偏廢，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時的方便取一舍一。利用物質的進步（即科學與經濟）和精神的進步（即人之相愛心而非相恨心），以促成人類之自由平等，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使命。引自：《傅斯年選集》（第八冊），（臺北：文星，1967年，頁1386。）

承上述，傅斯年的強調「不可以一時的方便取一舍一」，即指只求「平等」的共產革命，或只求「自由」的資本主義，旨在於促成人類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普世價值。

1949年11月20日，傅斯年在臺北《自由中國》雜誌創刊號，又針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自由與平等〉矛盾，發表了〈自由與平等〉這篇措辭比較中性的文字指出：

沒有經濟平等，固然不能達到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沒有政治自由，也決不能達到社會平等。現在在世界上一派人批評「自由」，說他是假的，其中也不無道理之處，當然也不是全有道理，然而他們犯了一個最大錯誤，「平等」二字，其難解，其在近代史上之失敗，其在俄國當代宣傳中之虛偽，比起「自由」二字來，有過而無不及。在「自由」「平等」不能理想的達到之前，與其要求絕對的「平等」而受了騙，毋寧保持著相當大量的「自由」，而暫時放棄一部分的經濟平等。這樣將來還有奮鬥的餘地。（引自：《傅斯年選集》（第九冊），頁1584。）

1949年，二戰結束後的蘇聯共產集團，其所實施強調經濟社會「平等」的理論，相對於美、英等民主國家，其所實施政治社會「自由」的理論，乃至於為解決因自由市場失靈的出現大量失業問題，於是期望透過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重視政府職能的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導致1970年代末期世界經濟爆發「惡性停滯性通貨膨脹」（hyper- inflation）的嚴重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