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葉公超筆記11】阮毅成的悼念文

（台灣TB新聞網/記者陳念祖）2012年11月16日《中國時報》登載，傅建中的〈葉公超與韓素音〉一文，曾轉述了高克毅回憶，五十年代他初次去台灣，曾去外交部拜訪當時的部長葉氏，談話時葉公超毫不顧忌的批評蔣介石政府為法西斯政權，葉氏的敢言和他從駐美大使任內星夜召回後，在台灣過了將近二十年的幽禁歲月，張岳軍（群）就曾說過，葉公超因不聽話才會賈禍。

傅先生在其文中又提到：葉公超的另一位老友魏景蒙應他之請評論葉的遭遇時則說：「公超的線裝書讀得不夠，以致不了解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就如同葉明勳說的：「提起李白，除了詩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愛情；葉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與風流文采，我們也忘不掉他的脾氣。」

1984年2月20日《中國時報》登載，何欣先生發表的一篇〈一字不苟的葉公超先生〉，該文記述了一段葉公超、林語堂、梁實秋等三位先生編撰國中英文教本的經過。何先生說：「大概是在民國五十七年，國立編譯館要重新編一套國中英語教本，當時擔任教科書主任的現任編譯館館長熊先舉計畫約請在台灣的三位第一流學者來擔任編輯工作，即葉公超先生、林語堂先生、梁實秋先生。這三位英語界前輩都有編輯教科書的實際經驗。」

林語堂自民國二十幾年起為開明書店編開明英語讀本，梁實秋為遠東圖書公司編的遠東英語讀本也為台灣大部分中等學校所採用。葉公超雖沒有編過初中英語讀本，但他為世界書局編過一套高中英語讀本，為商務印書館編過五專英語讀本。三位中的梁實秋沒有「應約」參與這件工作，因為他不認為「三頭馬」合寫的教科書能夠盡善，他推薦當時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楊景邁先生代替他。當時，決定楊景邁寫第一、二冊，葉公超寫第三、四冊，林語堂寫第五、六冊。後來發生輪到林語堂編第五、六冊時，林先生正集中全力編輯他那部漢英辭典，不擬編第五、六冊了。

何欣奉示去看葉先生，希望他來繼續編第五、六冊，沒有想到葉先生很乾脆答應下來了。根據何欣文的描述：「言談之間彷彿透露他需要一些錢，怎樣談起的，事隔十四五年，已不復記憶！他當時甚至還曾問我為編譯館審查一本教科書的審查費有多少哩。據他說，他為世界和商務編的那兩套書實際上並沒有多少收入。我把葉先生『慨允』續寫最後兩冊的事報告館長時，劉館長放心的說：『這就好了』。後來，林語堂並沒有再提起不寫第五、六冊的事。何欣又奉示向葉先生說明林先生仍舊自己編寫第五、六冊的決定時，葉先生只是笑了笑，說：「那咱們就省事了。」

何欣的這段記述，我們可以解讀葉公超、林語堂、梁實秋等三位先生，對於編撰教本「嘉惠學子」的看法和精神受人肯定，但我們亦可從中感受到學人不能不「為稻粱謀」的苦境。

以下這張剪報，是1982年11月23日《聯合報》登載，曾任《中央日報》社長阮毅成發表的〈蒼涼身世又誰知—悼念葉公超先生逝世一週年〉。在這篇悼念文中提到：民國四十九年，公超先生自駐美大使任內回國述職，他不方便問他，乃去問王雲五先生。雲五先生不但與他是廣東同鄉，也是他令叔遐庵（恭綽）先生的好友。平時極賞識公超先生，曾屢次多方予以維護。

阮文回憶：「民國五十四年〔1965〕，國父百歲誕辰，全國舉行盛大的紀念會，由雲五先生主持。會後，設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雲五先生自任董事長，以我為總幹事，並請公超先生任董事，主持名著編譯的工作，再主持文藝創作的審議。因而，我們又常在一起開會。與會者多為學術界與文藝界的知名之士，負有眾望。每每發言盈庭乃至相互爭辯。他認真負責、博學、公正無私，只要他一言為決，大家就心悅誠服，從無後言。」

……阮文又提到：「去〔1981〕年九月，中山基金會舉行董事會，他也是出院不久，持了拐杖，由司機、女秘書、特別護士，扶持而來。我很驚訝他忽然老之以至，步履龍鍾，精神疲憊。他進入會場，就近坐在主席的位子上。直到散會，他未發一言，卻突然發現坐錯了位置，幽默地說：『我位置坐錯，會是不是要重行開過？』自此，我就未再見到過他。」

我寫【閱讀葉公超筆記】的這一專欄部分，特別將阮毅成的這篇〈蒼涼身世又誰知—悼念葉公超先生逝世一週年〉留在最後的做筆記，主要是因為我閱讀了阮社長的悼念文，提到葉公超先生的擔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主持名著編譯的工作，再主持文藝創作的審議，這與我有意整理1960年代中華民國的文藝政策是有非常關係的。（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