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陳奇祿筆記02】學優而仕的本土化政策

（全民專欄/陳天授）1972年，蔣經國院長推動的本土化政策，一方面在啟用優秀的黨政人才，一方面也在學術界提拔專業人才，尤其對研究台灣文化有成果的學者，陳奇祿教授在這學術專業的條件，當然成為蔣經國院長所重視的學者專家之一。當時，擔任陳奇祿秘書的周伯乃先生回憶：

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五月蔣中正總裁崩逝後，（1976年）蔣經國先生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陳奇祿先生才從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借調過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一副秘書長（原是秦孝儀先生的職務）。主管中央文化工作會、青年工作會、財務委員會，以及各國政黨聯繫工作。那時他的台大教授職務，尚未辭職！他進中央黨部任副秘書長，是李煥先生推薦的；因為，李煥先生任救國團主任時，陳奇祿先生已經是救國團的顧問。我是台大外文系教授朱炎先生（小說家）推薦我去兼任陳副秘書長機要秘書。自後就一直追隨陳奇祿先生到行政院政務委員室秘書。

台大外文系教授朱炎先生，之所以推薦周伯乃先生，去兼任陳副秘書長機要秘書。周伯乃先生記述了這段人事的經緯：

我與朱炎博士相識相交，而且成為莫逆之交，應該追溯到民國五十八年，我主編《中央月刊》起；我冒昧打電話邀請他給《中央月刊》撰寫一篇短篇小說，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就這樣我們經常聨繫，他也經常主動給《中央月刊》撰寫短篇小說！因為《中央月刊》是計劃性的約稿，都是在三個月前，就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秦副秘書長孝儀先生親自主持編輯會議；刊物出版後又開一次檢討會議。

因此，我們是採取特約及自由投稿兩種方式，選取文章！據秦副秘書長告訴我們說：「蔣夫人很喜歡看中央月刊！」所以，編輯們都兢兢業業；非常謹慎處理刊物內容；包括文章中小小插圖，月刊社敦聘有特約美術編輯。

由於《中央月刊》與朱炎先生認識、相交；成了好朋友，除了平常時，在外相聚吃飯，偶爾也會在餐敍後去卡拉OK唱歌。因為他很多朋友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如張寶樹秘書長辦公室主任莊惠鼎，就是山東流亡學生，在南投實驗中學出來的，一起考取台大，只是不同系而已！

我和朱炎先生相聚在外面餐廳，而且我們每逢年節假期都分別到家相聚，他比較喜歡喝酒，我不喜歡，但我存有很多香港親戚、朋友送來的好酒，加上內人會做一手好菜，尤其是每年春節前做的臘肉、香腸等等，外面市埸買不到的！可能料理不同吧？有好幾個朋友都喜歡，如永和金陵醫院院長耿殿棟（山東人）、小說家許希哲……特別喜歡！每年冬天就打電話約內人做！

因此，我出版《古典與現代》論著、《影響人生的書》都為我寫序，他是不太替人寫序的學者！也因此台大文學院院長陳奇祿博士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特別約我同他相談後，推薦給陳奇祿先生（其實，據莊惠鼎先生事後告訴我，黨部有幾位同志想要做他的機要秘書，而張寶樹秘書長批准我！）

這時期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是黨的主導宣傳單位，仍擔負著國家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的重要任務。記得當年文工會辦公室除了在林森北路之外，還有一個辦公室位在靠近台灣大學羅斯福路與新生南路的附近。周應龍先生擔任文工會主任的時期，還在該處設立大陸資料與服務中心、三民主義資料與服務中心、文藝資料與服務中心（後來的「文訊」雜誌社）、政策與社會科學中心等單位的辦公室。周伯乃秘書指出：

國家文藝基金會原棣屬於文工會，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後，才移交文建會！當時，總幹事是許鄧樸兼，大部分事情都是尹雪曼在主持。移交给我後，許鄧樸還要我撥100萬元資助「文訊」。

周伯乃特別提到他在陳奇祿副秘書長辦公室的事情，令他對陳副秘書長與錢復先生的熱心助人的精神。周伯乃秘書談到：

錢復先生是我認識的高官極有擔當的官員，他任外交部次長時，陳奇祿先生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時，碰到一個燙手山芋；一位嘉義人，在美國任教，陳先生邀請回國，並且陪同該校校長來台訪問，結果那位先生是警縂有案台獨份子，訪問結束後要返回美國，警縂不給出境証，且扣留他的護照，警縂説他未服兵役！陳先生親自掛電話給警縂副總司令，仍未核准，陳先生掛電話給錢復先生，他立即答應第二天早上約在《圓山飯店》用早餐，用完早餐親自送到機場，平安無事出境返美！

陳奇祿先生與錢復先生的這段秘辛，我曾在錢復先生接受李四端先生的訪問時，他還特別提到他們家與胡適的關係，以及他與蕭萬長先生一起出席「博鰲論壇」的經過。蕭萬長先生在中央組織工作會擔任主任時，雖然服務的時間很短暫的數個月，很幸運讓我可以有機會學習很多，後來他調經濟部長，再調經建會接錢復主委職位。台北城市大學現成立有「蕭萬長財經名人講座」。

周伯乃祕書指出：

陳奇祿先生還有一手，小提琴拉得很好。這個秘密，可能很少知道？他也不說！書法好，是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不太送人書法；他的執筆方法也與很多書法家不同，而且練了一手從漢刻變體而來的書法！他給我寫了一幅全開的陸放翁的「舟山對月」詩（如附1）；朱炎先生每次到我家，看到這幅字都很感慨。朱炎說：「我與陳先生在台大共事那麼久；而且在中央研究院《中美研究所》；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你還是我介紹給他的……」哈哈！但陳先生只送他一幅對聯。

蔣經國先生在擔任院長、總統時期，特別重視人才的培養與任用，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就是「本土化」政策。就我個人而言，我本在台南教書，當時台南縣長楊寶發先生，他是經國先生「本土化」政策，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如附2），我在他的鼓勵之下，才走向黨政之路；到了台北之後，我認識了在文建會服務的莊芳榮科長，他常與我談起陳奇祿主委的台灣土著文化研究，引發我對台灣史與地方誌的興趣。近年來，我才有彙整出版了《台南府城文化記述》、《流轉的時光—台南府城文化風華》、《稻浪嘉南平原》、《紀事下茄苳堡》等書。

楊寶發先生在未返鄉競選縣長之前，他曾擔任台北市民政局長，乃至最後公職的在內政部政務次長的任內退休；莊芳榮先生後來也擔任了台北市民政局長，乃至最後公職的在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任內退休，這都與研究台灣民俗文化的工作有關。我認為這也多少是受到經國先生推動「本土化」政策的影響，亦可以印證了中華文化建設的在台灣的深植、生根、茁壯、開花與結果。（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