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陳奇祿筆記03】行政院政務委員

（全民專欄/陳天授）1969年6月，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任國際合作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及財經會報召集人，承擔起管理政府各項重要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責任更重大了。周伯乃主編回憶：

當年蔣經國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長時（照片如附），我在主編《中央月刊》；特別要求我們製作一幅飛鷹翱翔天空的照片，掛在他的辦公室！你聴聴這支保羅西蒙《老鷹之歌（El Condor Pasa）》歌曲，你就知道他當時充滿情感的心境！

老鷹特性一生的堅忍，與艱辛脫胎換骨的重生過程，我願特別引陳明國先生對老鷹特性的描述文字。陳明國先生指出：

老鷹一生的年齡可能達70歲，它在40歲時必須做出困難卻又十分重要的決定；當老鷹活到40歲時，它鋒利的爪子開始老化，無法有效地捕抓獵物；它的喙變得又長又彎，幾乎碰到胸膛；它的翅膀開始變得十分沉重，因為它的羽毛長得又濃又厚；使得它飛翔十分吃力，昨日雄風不再。

它不得不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等死，另一是須經過一個十分痛苦的更新過程；它必須費盡全力奮飛到一個絕高山頂，築巢於懸崖之上；停留在那裏，不得飛翔，從此開始過苦行僧般的生活。……5個月後，新的羽毛長出來了；老鷹一生一次「脫胎換骨」的工程便告結束；老鷹又開始飛翔，無限廣闊的大地，再次成為它的天堂；它「重生」後，壽命可再添30年！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已經59歲了，如果以老鷹40歲為它生命中的重要轉折，蔣副院長這時已是經過「脫胎換骨」的「重生」年紀，可如老鷹般地又開始飛翔，無限廣闊的大地，再次成為它的天堂。我想這是為什麼蔣副院長當時特別喜歡聽者「老鷹之歌」的心境。

1978-1981年期間，陳奇祿先生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我後來讀陳奇祿先生的《民族與文化》一書。這書對我影響很深，它是1981年12月，黎明公司出版。有關這書的出版經過，當時擔任他機要祕書的周伯乃先生回憶：

陳奇祿先生的《民族與文化》著作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前身）剛剛成立之前，他在行政院任政務委員期間，我任其機要秘書，同時我在《中央日報》副刊任執行編輯；我陸續讀到他在台灣各大報紙發表的有關中華民族在台灣發展因緣與特質；以及台灣土著文化、台灣的原始藝術，和有關風俗文化的保存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在行政院政務委員時，就邀約了當時「中央文化工作會」副主任叔同先生、警備總司令部政戰部副主任徐梅鄰將軍，在他辦公室商研經國先生交下來的有關行政院要成立文建會方案。所以，引發他要將零星在台灣各報發表的《民族與文化》一書。

由於當時黨政軍的聯繫與溝通非常密切，加上平時對於所屬相關的文化機構的互動良好，大家很容易就建立起好的交情。周伯乃秘書說：

當年我與「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田源先生（小說家）聨絡，並且說明陳奇祿博士有一部有關「民族與文化」的文集要委託他公司出版。很快，田總經理就答應了。等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不久就出版面世，並送來一筆版稅。未幾，又送來再版的版稅，我印象中好像再版了三版！因為，當年軍方每一個連都有「連隊書箱」；陳設各種書籍、報刊、雜誌，等於給官兵的精神食糧！

陳奇祿擔任政務委員期間，受命開始規畫籌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秘書周伯乃記述：

教育部文化局沒有幾年，就被解散了！事隔好幾年，暑假海外學人回國開座談會中，一再在大會上提出要求政府成立文化部！一直到經國先生當選第六任總統候第二年，孫運璿院長才把這個案子交給陳奇祿政務委員籌辦創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陳先生交代我分六批：文藝、音樂、美術、戲劇……。在行政院，由第六組召集會議，請出席與會人士討論出行政院要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的構想與政策，大概規劃了半年，陳先生集思廣益，綜合大家的意見，親自手寫計劃書，由孫院長向國民黨中常會提出。

當天中常會通過！所以，才會造成陳奇祿先生，經國先生原批定他去接任台大校長未果，因為中常會通過文建會組織條例當天；經國先生指示要陳奇祿先生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大另外找人，才會有退休的教授虞兆中先生重返台大做校長三年！

陳奇祿擔任政務委員期間，與高玉樹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當時，在陳政務委員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的周伯乃先生記述：

陳奇祿政委與李登輝政委沒有太多的互動，兩人都是政務委員，在行政院三樓辦公室。大概一年多一點，李登輝就發表台北市長，而陳奇祿先生仍在行政院任政務委員。反而，高玉樹政務委員與他偶爾在一起聊天！不過，李登輝的秘書（雷秉章）倒與我、李偉（李國鼎的秘書）；經常在一起聊天！我順便說一下，雷秘書的命理學很精湛！李登輝在台北市長前期，我所見到的形象是謙虛、和藹！但他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後的態度，不太一樣！

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高玉樹擔任交通部部長；1976年再度組閣，高玉樹從交通部部長下來，蔣經國院長仍為他安排政務委員的職位，經國先生是很有肚量，正如周伯乃秘書所稱讚的「這就是政治家的風範！」

我在閱讀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的《蔣經國傳》，林添貴先生的翻譯，在其所寫〈陶涵《蔣經國傳》譯後感〉一文裡（頁489），林先生指出，高玉樹對本書作者陶涵明確提到，蔣經國要為五O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負責任。假若高玉樹向陶涵的所言屬實，相對蔣經國的對他接納，並安排職位一事，那高玉樹的此番所言，未免有失厚道了。

又在之前發生的「雷震案」事件時，據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在其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書中（頁334），引《蔣經國日記》指出：

蔣經國所督導的特務機關在「雷震案」中未對本土精英動手，絕非出於他對這些人物的尊重，私底下他對高玉樹、李萬居等人的評價惡劣，除把這批人冠上「反對派」帽子外，還認定他們「存心企圖藉外力以奪權」。……雷震與傅正被捕入獄後，小蔣嘲諷高玉樹、李萬居等人「唯利是圖，無惡不作，卑鄙下流」，稱他們打算以反對黨領袖自居，「實在是一種笑話，是一種邪惡。」

承上論，如果從威權主義的政治情勢而論，戒嚴時期的其中許多是非曲折，或許各有各的所持立場與評論，外人真難窺其境。畢竟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啊。（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