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陳奇祿筆記01】主編《公論報》「台灣風土」版

（全民專欄/陳天授）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1972年，蔣經國先生的組閣，以「革新保台」為號召，採取「吹台青」本土化政策。尤其凸顯在國家的文化建設上。

1976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陳奇祿先生，受到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的重用，學優而仕，自台灣大學文學院長轉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並於1981年，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

陳奇祿先生在其出版的《民族與文化》書中提到，他是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李萬居先生辦《公論報》，他接受李先生的付託擔任「台灣風土」副刊的主編工作。亦即他自1948年5月10日「台灣風土」創刊，一年後雖然他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擔任助教，但仍兼編務至1951年9月到美國進修為止，編務才由方豪先生接任。陳奇祿先生在李萬居《公論報》副刊主編「台灣風土」的這段情形。周伯乃先生回憶：

他和我談過，但不深入，應該是在〔1943年〕他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1951年）還沒有去英國倫敦大學唸書後；或者去日本東京帝大就讀後？因為他在「聖約翰大學」是唸經濟學，在倫敦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都是唸經濟學。1953年，自美返國後，晉升台大考古人類學系講師。1966年，獲得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他是進了台大人類學系，才開始做台灣土著文化研究，在日月潭各地走訪調查四年半的時間。所以，我想他從事台灣土著文化研究，應該是進台大任教以後？他一直以台灣土著文化學者自居，也是他終身以研究台灣土著文化權威自居！（如附1.2）

周伯乃先生繼續談到陳奇祿先生常常教育他：

當一個報紙副刊或文藝雜誌的編輯，要博覧群書，才不會用錯稿子，或一稿多投的作品；而做學問，就要專要精！譬如我研究台灣土著文化，我是實地到台灣高山去調查，作出的論述；著書立說，從事台灣土著人類文化的教育，而且成為國際學者」。至於，陳奇祿先生主編李萬居先生的《公論報》「台灣風土」版，是台大任教（1949年擔任助教）以後兼任的，我沒有問他，因為《公論報》副刊是周素珊女史主編；周素珊（筆名畢璞）的先生林翊重（又名林伊仲）先生，是林語堂先生三哥林憾廬先生的兒子，在中央通訊社任職；住在台北市康定路《公論報》宿舍。

周伯乃先生特別提起，周素珊女史是廣東廣州市人，講廣州話，他是廣東省五華人，講客家話。只是他會講一點廣州話而已！廣東有三大語系：廣州話、客家話、閩南語（我們稱為學洛話）。周伯乃也談到他與《公論報》的一段淵源：

那年代（民國52-55）我也經常在《公論報》副刊寫稿，以散文較多，所以與畢璞大姐時有交往，也去過她家送稿、聊天，她待我如弟弟，可能是因為她先生也姓周的關係吧！先父在香港逝世，親友們還到台北市善導寺辦了一場追思會，畢璞大姐、艾雯大姐（先生是空軍）等都來參加唸經，包括陳奇祿先生！

周伯乃提到，他在擔任陳奇祿副秘書長機要秘書之前，就早已在國民黨所發行《中央》月刊，擔任副刊執行編輯的工作，他說：

當年《中央》月刊；為了滿足海外讀者，又增編一份《中國》雜誌，我負責英文版，約稿、校對等工作，以及稿費開列、致送等。《中國》雜誌亦將近15,000份，不過發行方面，另由張其昀先生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所開設的「中央文物供應社」統一發行。《中國》雜誌發行對象以香港、澳門，歐美等地區為主，國內很少人看到！大概是民國六十五年間，蔣經國先生出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秦孝儀先生調任中央黨史會主任委員；而陳奇祿先生接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起，我亦離開《中央》月刊，只聘為顧問；後來，《中央》月刊也轉交給「中央文化工作會」（周應龍先生任主任），並改版為八開版面世，同時增加「我們的」大型雜誌。這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中央》月刊及《中國》雜誌的事情！

陳奇祿擔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其所主管中央文化工作會的業務期間，不知可有特別重要的文藝政策或法案的規劃？周伯乃秘書回憶：

那時期是吳俊才先生任主任，副主任沈旭步與他接觸比較頻繁，好像沒有多少新的文藝政策推出來！

1967年11月10日，教育部文化局為中華民國第一個中央部會級的文化事務專責機關，當時主管文化藝術、廣播、電視與電影相關事務。回溯攸關國家的文藝政策與實施，1967年之後，已轉由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文復會）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導了。

1968年5月4日，蔣中正總統就孫中山誕辰和中華文化復興節，提出「復興中華文化，造成三民主義新時代，發揚倫理、科學、民主精神，明禮義、知廉恥；貫徹三民主義憲政，從推廣廉能政治開始，民生建設的要務在於發展科學；一齊搶救國家，同胞，文化」。5月下旬，中國國民黨為策進「當前文藝政策」的有效推行，乃舉行「文藝會談」；邀集全國文藝工作者四百餘人於一堂，對有關文藝各部門的重大問題。

1972年，蔣經國院長提出：「從大處著眼，從實際重點著手，發展團隊精神，樹立愛民、便民風氣；一切施政以發揚民族大義，奮發民族精神為要，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團結海內外人士」。之後，更強調「教育之道在於鞏固國本，行政之本在於為民服務，共同努力創造純潔、樸實的社會」。

1973年7月31日，教育部文化局裁撤，廣播電視與電影事務主管機關改為行政院新聞局，部分文化藝術相關業務改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管。社會民間逐漸才有了釋放出來的文化生機，興起了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的風潮。由原本是國民黨一手主導的文藝政策，已從「戰鬥文藝」政策轉型，軍中轉為強調「革命文藝」，政府則轉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推動文化建設。（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